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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后期对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推进

刘成江


　　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办法

　（2001年3月2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00号发布，根据2002年5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04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修订部分自治区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保证饲料、饲料添加剂的质量，维护人民身体健康，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具体工作由其所属的饲料管理机构负责。
　　自治区畜牧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饲料、饲料添加剂管理机构，管理兵团系统内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工作。


　　第四条　设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向自治区畜牧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方可办理企业登记手续。


　　第五条　生产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必须取得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和自治区畜牧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产品批准文号。
　　禁止养殖单位或者个人非法配制自用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第六条　生产单一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和精料补充料，应当向自治区畜牧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核发产品登记文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非营养性添加剂和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名称、含量；
　　(二)产品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三)标签和产品使用说明书样稿；
　　(四)自检报告；
　　(五)饲喂效果报告。
　　自治区畜牧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规定的，核发产品登记文号。不符合规定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七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进行生产。没有以上标准的，生产企业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企业标准经自治区畜牧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同级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八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原料检查、生产检验记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
　　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检验记录至少保存1年，其他饲料生产检验记录至少保存6个月。产品留样时间应当与保质期相同。


　　第九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出厂时应当在包装物的显著位置加贴或者附具产品标签。
　　饲料、饲料添加剂所含成分的种类、名称必须与产品标签上注明的成分的种类、名称一致。加入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必须注明停药期。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使用中文或者适用符号标明标签内容的同时，还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者适用符号标明标签的内容。


　　第十条　鼓励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少用或者不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不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可以在包装物或者产品标签上标注“本产品不含有药物饲料添加剂”字样。
　　生产反刍家畜饲料、饲料添加剂不得使用动物肉骨粉和动物皮、蹄、爪、内脏制品及动物血液制品。


　　第十一条　禁止生产下列饲料、饲料添加剂：
　　(一)以非饲料、非饲料添加剂冒充饲料、饲料添加剂或者以此种饲料、饲料添加剂冒充他种饲料、饲料添加剂的；
　　(二)国家明令停用、禁用或者淘汰的；
　　(三)未经国家审定公布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禁止生产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利用工业废渣、废水、废气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必须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饲料卫生标准。
　　禁止利用生活垃圾、餐馆泔水充当饲料。


　　第十三条　经营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单位和个人，采购或者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时，应当核对或者出示有关生产许可证、产品批准文号、产品登记文号、产品合格证和产品标签。
　　在自治区范围内销售外省区饲料、饲料添加剂产品的，应当按规定向自治区畜牧行政管理部门出具产品检验报告。


　　第十四条　禁止经营下列饲料、饲料添加剂：
　　(一)无产品质量标准或者无产品质量合格证、标签的；
　　(二)产品的包装或者附具的标签不符合规定要求的；
　　(三)已失效、霉变或者超过保质期的；
　　(四)本办法规定禁止生产的；
　　(五)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产品批准文号、产品登记文号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禁止经营的其他饲料、饲料添加剂。


　　第十五条　兼营饲料产品、饲料原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饲料产品饲料原料与兽药或者其他禁止在饲料中添加的物质分别陈列、贮存。


　　第十六条　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广告宣传，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饲料、饲料添加剂产品不得使用容易使消费者误解或者混淆的名称，不得在名称上增加修饰语。


　　第十七条　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检验的机构，经自治区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和畜牧行政管理部门考核合格，方可承担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产品质量检验工作。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行政管理部门和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规划，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监督抽查，但不得重复抽查。畜牧行政管理部门抽查的结果，应当会同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一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和精料补充料未取得产品登记文号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补办。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行政管理部门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难以核定的，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一)养殖单位和个人非法配制自用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
　　(二)利用工业废渣、废水、废气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未达到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饲料卫生标准的。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　畜牧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上一级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1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