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颁布施行《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的公告
闽常[2004]14号
《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已由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4年9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9月28日
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
（2004年9月24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下列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受本条例保护：
（一）民间文学、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
（二）传统工艺和制作技艺；
（三）传统的礼仪、节日、庆典等民俗活动和传统体育活动；
（四）古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五）与上述各项相关的代表性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和场所；
（六）其他需要保护的项目。
以上民族民间文化项目的认定标准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条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为指导方针，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乡建设规划；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民族与宗教、经贸、建设、规划、教育、旅游、体育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中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护与管理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根据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规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普查、确认、登记、立档，加强挖掘、整理、研究工作，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
第九条 民族民间文化实行分级保护制度。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列本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列入本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的项目，可以命名传承人和传承单位。
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一）在本行政区域或者一定地域范围内被公认为通晓某一民族民间文化形态；
（二）熟练掌握某一民族民间文化传统工艺或者制作技艺，在当地有较大影响；
（三）保存某一民族民间文化的原始资料、实物，并且有一定研究成果。
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和团体，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单位：
（一）以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为宗旨，经常开展以民族民间文化为内容的活动；
（二）掌握某一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态、传统工艺或者制作技艺；
（三）保存某一民族民间文化的原始资料、实物，并且有一定研究成果。
第十三条 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认，并予以公告。单位和个人对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确认有异议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发布公告的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
对没有异议或者经审核异议不成立的，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命名、颁牌，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传承人和传承单位享有以下权利：
（一）开展传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并取得报酬；
（二）可以向他人有偿提供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
（三）经济困难的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可以获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资助。
前款第三项规定的经济困难的资助办法由命名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 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完整地保存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
（二）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的传人；
（三）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传播、展示等经常性活动。
第十六条 民族民间文化形态保存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特色鲜明的民族聚居村落和特定区域，可以命名为福建省文化生态保护区。
具有历史悠久、地方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态、传统工艺和制作技艺，并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区域，可以命名为福建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命名福建省文化生态保护区、福建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申报，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福建省文化生态保护区、福建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七条 对具有重大保护价值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申报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级民间传统文化艺术之乡以及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项目。
第十八条 传承人、传承单位、福建省文化生态保护区、福建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丧失命名条件的，由批准的人民政府撤销其命名。
第十九条 对列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的建筑物、场所等，所有者可以依法向公众有偿开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专门档案，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采取相关措施予以保护。
第二十条 对濒危的有重要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抢救性保护应当科学、有效，保持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的内涵和风貌。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进行征集、收购。征集、收购时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合理作价，并向所有者颁发证书。
鼓励单位和个人将其所有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捐赠给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或者兴办专题博物馆、开设专门展室，展示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文化。对捐赠者，应当给予奖励，并颁发捐赠证书。
对于征集、收购或者受赠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有关单位应当妥善保管，并进行整理、归档、研究、展示或者出版。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实物，应当采用先进技术长期保存。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收藏、研究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征集、收购和受赠的民族民间文化珍贵资料、实物属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拥有的民族民间文化珍贵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民族民间文化具有的知识产权受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第二十三条 列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的传统工艺、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方法以及其他技艺，需要保密的，由公布名录的地方人民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与保密等有关职能部门共同确定密级。
纳入保密范围的传统工艺、制作技艺和艺术表现方法以及其他技艺，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途径进行传播、传授和转让。
第二十四条 开展民族民间文化考察、采访和其他活动，应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维护民族团结。
第三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项资金。专项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和境内外捐赠，并用于：
（一）民族民间文化项目的保护和研究；
（二）民族民间文化珍贵资料和实物的征集和收购；
（三）抢救濒危的民族民间文化；
（四）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和补助；
（五）对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单位、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资助；
（六）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其他事项。
专项资金应当加强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开展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传播活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金参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
第二十七条 鼓励、支持与境内外的组织和个人依法开展民族民间文化合作和交流活动。
第二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开展普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动。
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应当把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列入教育教学的内容。
鼓励和支持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创新工作，合理开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所需的天然原材料和珍稀矿产，大力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产业。
开发民族民间文化产品、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旅游服务，以及其他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产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产业应当保护文化资源和文化风貌。
第三十条 图书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络、音像制品等公共传媒应当介绍、宣传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提高全社会自觉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意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国家所有的民族民间文化珍贵资料和实物保护管理不力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损坏、被窃或者遗失的，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侵占国家所有的民族民间文化珍贵资料和实物，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文化及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实物、建筑物和场所，已被确定为文物或者文物保护单位的，适用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思考
张二祥
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分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据此，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推动检察机关各项工作的重要目标。本文试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下阐述。
一、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分权与制衡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有效形式，在权力相互制衡的动态中划定权力的界限，保障各权力的有效行使和不被侵犯。这里的关键是其具体的方式、互动作用的性质以及相互间合理边界的划定，要符合具体国家的具体国情。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衡，可以说是权力制衡的一种具体形式。但在实践中权力制衡不应也并不只限于这一种形式。
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以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为主要特色的权力制衡形式，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领导下的“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是我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足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平衡。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同时在民族心理上需要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就说明了这一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要。多轮流执政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框架下，政治制衡机制的建构以及法治的施行，都离不开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存在，以维护政治结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这是因为，我国“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中，由于政府、法院的权力运行是并列的，从职能上看不存在直接的制约关系，因此，整个国家权力运作中就需要在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来实现对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可以说，没有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法律就可能被任何强大的社会力量所扭曲，法治与政治制衡也就无法贯彻。
在我国，围绕着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产生了各种监督机关，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权力机关的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监察审计的行政监督，纪委的党内监督，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检察机关的专门法律监督等。这些监督形式中，检察机关以其在国家政体结构中的地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而具有的监督效力的国家强制性，监督手段的司法诉讼性，以及在监督范围、方式和监督力度等方面的特点，成为国家机构中专司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以法律监督的形式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国家权力制衡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家监督体系中不可替代。
西方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衡，不需要一个专门国家机关来承担法律监督制约职能，检察机关往往只起着公诉机关的作用。因此，那种要取消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主张，实际上足忽略了我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简单照搬照套西方模式，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国家整个政治体制的权力失衡和运转失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公民的法律意识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制环节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司法领域，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司法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需要。
二、监督范围的有限性
检察机关主要是围绕诉讼的司法性监督，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职务犯罪、侦查、审判等)。目要抓住三块领域发展：
第一块领域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
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仅仅表现在刑事案件判决：更多地要通过占案件大部分比例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来体现。加强这方面的监督，不仅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需要。
当前有一种声音，要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其理由是：侵犯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利于院独立审判和权威；法院内部纠错程序均能解决。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首先我们足针对法院的错误判决，而不是针对一方当事人，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错误判决和裁定，当然需要另一个国家权力机关来加以监督。这样权力制衡才相宜。要靠公民个人来纠错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审判的权威来自于审判的公正，而不是审判的独立。检察监督目的也是实现审判的公正，从而也是在维护审判的权威；法院内部的纠错程序固然能纠正一部分案件，但就纠错的力度来说有一个专门的法律监督部门要比自身的纠错强得多。尤其是在当前司法腐败仍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这种监督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在民事行政法律监督上，由于法律不够明确，当前在有些方面检察机关做得也不够理想，如干涉审判权，将自己置于当事人一方的地位，参与庭审调查承担举证，破坏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这些都给取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权提供了口实。但这不能足取消的理由，而应通过立法明确、加强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来加以解决。如进一步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对象与范围
第二块领域是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的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国家行政方面的制衡作用当前主要体现：
一是在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过程中，在监督法院行政诉讼审判行为的同时，实现对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在这方面笔者建议赋予检察机关的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这是因为行政诉讼在原告资格上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定，即只有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组织合
法权益时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只有私人(包括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显而易见，这就排除了行政行为侵犯国家或社会公利益时提起诉讼的可能性。而现实生活中，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和公共利益，未得到有效监督、纠正的情况大量存在。按照法院“不告
不理”原则，无起诉人的案件是不会自动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获得司法审查的。因此我们建议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行政诉讼权，即对于因行政权的违法行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例如违法发放各种许可证，包括林木采伐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等，使得国家所有的各种自然资源不断遭受损失的情形，检察机关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对这些违法行政行为，无论是给国家造成损失，还是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职责，都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
二是在对与刑事司法领域衔接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中，尤以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的监督力度最大。这其中涉及范围广，数量多，影响大，实践中又相对薄弱的是对应当移送刑事司法追究的而未移送的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这主要体现为检察机关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侦查。这类案件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徇私舞弊，明知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移送，予以隐瞒、掩饰；或者大事减小，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情节严重的行为。
行政执法机关担负着执行法律、法规，管理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职责，享有法律授予的行政处罚权、行政裁决权。如公安、工商、税务、海关、劳动、交通、环境保护、卫生、检疫、质量监督、计量等部门。这些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是否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的形象，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罚。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若行政执法人员违背职责，徇私舞弊，枉法行政，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破坏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还存在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反映最突出的足，对一些严重刑事犯罪打击不力，存在有案不立、以罚代刑、有罪不究、以钱抵刑等问题。因此，必须对严重徇私舞弊的行政执法人员依法予以刑事制裁。检察机关对这一领域的进行侦查，予以监督，体现了对行政执法的有力制衡，同时抓住了进入刑事诉讼的“入口”，成为检察机关刑事检察监督发展的重要领域。
第三块领域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是权力的滥用、专横和腐败的极端表现。经过多年的打击，“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仍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类型。”这说明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任务还很繁重。
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自行侦查与起诉等相结合进行的，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侦查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石，最为明显和直接地体现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对抗和矛盾，而国家在对待、处理这一矛盾时的态度，则生动地反映出一国法治水平的现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松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的监督问题尤其重要，也是最容易引起疑问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办案人员不依法律程序办事，甚至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就无法守住公平与正义的法律防线。因此，监督对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来说，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对这一块的改革，要坚持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改革体制与加强管理相结合，标本兼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完善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消除诱发利益驱动，违法办案和影响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的一些客观因素。
二是健全侦查工作机制，通过检察权在上下级机关及各业务部门的分配，在相互配合的同时起到相互制约的们
用。包括上下级之间的上下监督和同一机关内部的平行监督。上下监督如严格大要案线索报省院备案制度，上级院对重特大案件的督办、交办、参办和提办制度等；平行监督包括办案部门之间的横向监督制约，前道工作环节对后道工作环节的纵向监督制约，督导督查与纪检监察检查的内部监督网络。
三、监督方式的诉讼性
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的诉讼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在国家诉讼法中都有具体规定。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对检察监督权作了具体规定。
二是检察监督权是通过参加诉讼程序具体行使的。法律监督是一种通过具体的诉讼职能而实现的权力，而不是一种超脱于监督对象之外的以旁观者姿态的权力。职务犯罪监督，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及公民守法情况监督都足在诉讼过程中完成的。监督者必须积极介入诉讼活动在诉讼参与中实现对诉讼监督的职能。
三是检察监督权足通过运用诉讼手段即司法权力来实现的。侦查权、起诉权、批捕权、纠正违法权等检察权都是国家司法权力，普遍具有国家强制性。这就需要检察监督遵循诉讼规律，使检察改革符合客观性、判断性、亲历性、独立性、公正性等诉讼要求，清除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对检察工作的不利影响。这一系列的诉讼权力都是由检察监督权派生，并服从服务于检察监督权，离开了法律监督，这些诉讼权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决不能将检察监督权包含的整体诉讼权力割裂开来，认为检察机关有公诉权就是公诉机关，有侦查权就是侦查机关，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分析方法是机械的，不可取的。
四是在诉讼过程中，通过检、法之间的互相制约，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在我国的诉讼体制中，诉、辩、审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行使的权力足程序性的权力，对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要由法院决定，检察机关无实体处分权，以防止监督权对审判权的过度膨胀和侵犯，从而实现对检察机关自身监督活动的制约。至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与法律监督的定位是配合为主、制约为主还是监督为主需要明确。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应以监督为主，在监督中配合，而不是配合制约中监督。
四、监督手段的有效性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主要包括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抗诉权(刑事、民事)、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具有方式的多样性、程序的衔接、性和目的的统一性。侦查权为公诉权做铺垫和准备，抗诉权足公诉权的深化和强化，检察建议与纠正违法通知书则是这几种权力的延伸和辐射。但各手段的适用范围足不同的，如侦查权针对的足职务犯罪，公诉权针对的足所有刑事犯罪(自诉案件除外)，抗诉权针对的是判决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这种适用范围的不同设定，原因就在于这些手段的目的统一性，即服务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一是指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法律，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行使侦查权，通过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结合使用，更好地实现对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
二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来实现对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目的。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侦查权、批捕权、不起诉杉的行使来实现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与制约。
三是通过行使诉讼权力制约审判活动，可以保证监督的效力。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力具有国家强制性，如起诉、新诉必然引起审判。同时为防止检察机关在抗诉不被采纳情况下，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得不到纠正情况的发生?检察机关可以对错误裁判形成过程中有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审判人员行使侦查权，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手段，曾有一些不同观点。如有观点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交由法院来行使。这种观点没有看到审查逮捕权同样足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于确保侦查监督力度，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用。由于公安机关侦查权力的强大，检察机关要实现监督，必须要有制约其诉讼结果的权力以保证监督的力度。行使批捕权就是保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力度的必要手段。同时，刑诉法规定了一系列对批捕权行使的制约手段，不会导致权力失衡。取消检察机关的批捕权的观点，实际上仍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路来看待批捕权，足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检察机关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犯罪活动直接行使侦查权，通过侦查权与起诉权的结合使用，更好地实现对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正因为检察机关侦查职能这一威慑力的存在，可以促使行政机关正确执法，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公正司法，保证了监督的效力。因此，侦查权是法律监督的有效组成部分和坚强后盾。有观点主张取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这无疑从实质上取消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司法人员渎职侵权等犯罪的监督职能，直接破坏我国诉讼机制的平衡，根本上破坏了国家政治体制的权力制衡。也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本身缺少监督，从而间接地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也起到了制约作用。我们要坚持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同时要扩大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侦查的范围，但要限制在监督的前提下，如在立案监督无效的情况下，侦查监督中公安机关不追捕、追诉等情况下。
当前，检察监督手段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检察建议，被建议单位爱理不理；通知立案，公安机关不立案或只立不侦；两次退查，公安机关自行处理；批准逮捕，公安机关自行改变；刑事、民行抗诉，法院无正当理由仍维持原判；“纠正意见”被束之高阁。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手段的软弱，造成法律监督的被动，影响了监督的力度和效果。我们要立足于侦查权，同时要给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提请处置权，如赋予检察机关改变案件管辖、更换办案人以及对违法办案人的行政处分建议权等。同时适当增强检察机关对一些涉及人权保障的侦查措施的监控力度，如现行制度下，公安机关实施拘留时自己颁发拘留证的做法，缺少外在的监督，实践中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应由检察机关审批拘留证，以加强对这一块的监督，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