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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合同转让

王栋、李旭东 重庆市西南师范大学（400715）


[内容摘要] 合同转让制度在司法实践和经济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实用性，现行合同法之规定是谓比较完善。债权让与、债务承担、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是合同转让制度的三大组成部分，其功能各异，具体规定也有差别。不过现行合同转让制度尚有些不足，我国民法可以引进国外先进制度使之更加完善。
[关键词] 合同转让 债权让与 债务承担 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

合同转让制度在司法实践和民事活动中被广泛地加以运用，其实用性可想而知。包括债权让与、债务承担、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等三大制度构建了完整的合同转让制度。
一、合同转让制度的现状分析
合同转让，是指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亦即当事人一方将合同的权利或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现象[1],也就是说由新的债权人代替原债权人，由新的债务人代替原债务人，不过债的内容保持同一性的一种法律现象。[2]按照所转让的内容不同，合同转让包括合同权利的让与、合同债务的承担和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三种类型，当然，转让可以是全部也可以是部分，因为转让的内容有所差异，其条件和效力也有所不同。
早期罗马法认为，债是特定主体之间的关系，债权为连接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法锁，为了保持债的同一性，其不主张变更，因此，不存在债权让与，也不可能移转债务。但是随着社会交易活动的日趋频繁，债权不得让与理论面临严重的挑战。于是罗马法便允许以债的更改方式移转债权，演绎至裁判官法时，规定债权让与在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的让与行为成立时，发生债权让与的效果，债务人自接受让与通知时受其拘束。[3]债务承担制度同样也经历了由不承认至一定条件下允许的演变历程，我国民法也承认合同转让。
合同权利义务一旦转让，就会在转让方与受让方以及相对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法律效力，一方面就转让方与受让方而言，在全部转让的情况下，受让方将成为新的合同主体，或取得转让方的权利，或承担转让方的义务，或兼而有之，而转让方将脱离合同关系，由受让方代其位；在部分转让的情况下，受让方与转让方或一同成为债权人 ，或一同成为债务人。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转让不可能适用于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因为概括移转的两种主要情形中，无论是“合同的承受，还是企业的合并”[4],都是全部转让，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就转让方与相对人而言，在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以后，相对人不得再向转让人即原合同当事人主张权利，请求履行，而应当向新的合同当事人作出履行。[5]如果相对人仍向转让方履行债务，则不构成合同的履行，更不应使合同终止。
（一）我国债权让与立法模式的选择
债权让与，又称为合同权利的转让，是指不改变合同关系的内容，债权人通过与第三方签订契约的方式将权利部分或全部移转给第三人享有的现象。其中，合同权利部分出让的，让与人与受让人同为合同债权人，但应明确各自的份额[6],是属于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合同权利全部出让的，让与人退出合同关系，受让人取其位而代之，成为新的债权人。但应明确，让与人负有合同义务的，并不当然也由受让人充当合同义务人[7],除非是在概括移转的情形下。
债权让与的立法模式各异，缘于各国的民法传统，具体来说有三种形式：其一，是以德国、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准物权模式，这种模式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逻辑结构。它认为，债权移转是一种准物权行为，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而发生权利变动的效果，合意一经形成，受让人便取得债权，并发生对第三人的效力。在多重让与的情况下，第一个受让人有效地取得债权，而第二个受让人即使是善意也不能取得债权，是否通知对债权让与本身不发生影响，只是对债务人的保护产生效力。[8]其二，是以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瑞士、奥地利为代表的纯粹意思表示主义模式，债权移转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债权让与合意发生效力，效果同准物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知并不对债的移转发生效力，也不构成债权让与的形式要件，是否通知对债权让与本身不发生影响。[9]其三，是以日本、法国为代表的通知要件模式，在此模式下，通知如在不涉及第三方利益的情况下，并不构成债权让与的构成要件，是否通知并不影响债的移转，相对人之间的协议不对任何第三方发生效力，只在相对人之间有效。
虽然自由转让主义的优点颇多，比方说简便快捷，便于交易，本身之意图在于鼓励合同权利的转让，加速经济的流转，[10]也是基于债权的财产性，其可以自由流转[11],但对于债务人的保护不力则是难以避免。按《民法通则》第91条规定，无论是债权让与，还是债务承担，原则上采取的是债务人同意主义。又基于债权让与的性质考虑，其让与的权利是法律赋予债权人享有的自由处分财产权，更何况让与合同并未加重债务人负担，如果一味强调保护债务人的利益，而推行债务人同意主义，则是对债权人明显的不公平。换另外一种角度，如果既体现债权人处分自己权利的意志自由，又兼顾债务人不因为债权人的随意处分而遭受损失，那这样的一种折衷主义是应该被我们推崇的。综合以上考虑，我国《合同法》第80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12]可以说是对《民法通则》的一种突破，或者是一种理智的否定，采取债务人同意主义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债权人处分自己权利的一种妨碍，或是违背了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合同法》采取特别规定的形式，既维持了一般法的稳定性，又使通知主义原则化，成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一般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债权让与合同的效力
在德国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债权让与系准物权行为，属于处分行为，而处分行为以处分人具有处分权为生效条件，无处分权人从事债权让与，则为无效。[13]而在我国民法上，债权让与系事实行为，为债权让与合同生效的结果，它是债权让与合同的效力表现。[14]因此，让与人需要拥有有效的债权，具有处分该债权的权限，如将之说成是债权让与合同的有效条件就比较准确。
1、须存在有效的债权
根据《合同法》第79条之规定及其解释，有效债权的存在，是债权让与合同的根本前提。以不存在或无效的债权让与给他人，或者以消灭的债权让与给他人，都将因标的不存在或者标的不能而导致债权让与合同无效，让与人对受让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失负赔偿之责。
有效的债权，应该从宽解释，只要是该债权真实存在且并未消灭，都应认定为有效。至于其能否实现，债权人不负有物的瑕疵的担保之责，因为债权人并不享有处分债务人之物的权利，他只负权利瑕疵的担保之责，只要债权是真实的，就应允许其转让。
2、被转让的债权须具有可转让性
由于债权转让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行为[15],从鼓励交易，减少乃至消除财产流转的障碍，增加社会财富的角度出发[16],应当允许绝大多数合同债权能够被转让。
但问题总是有另外一面的，因为债权毕竟是特定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的人身信赖色彩，为了尊重这样的社会关系，《合同法》第79条明文规定了三种债权不得转让：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一般有一定的规律性，本文不在此赘述。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应作符合当事人合意的解释，但是我国合同法对于禁止让与的约定具有何种法效未作明文规定。
德国民法认定为有效，但在1994年德国商法典中增加了一项规定，即如果当事人是在商业交易中达成的协议，则在合同中的禁止让与条款无效；日本民法承认其效力，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与日本民法持同样态度。根据日本和台湾地区民法的原则，债权人违反禁止让与的约定而让与债权，如果债权让与合同符合有效条件，受让人只要是善意的，不管有无过失都取得该债权，债务人无权对抗善意的受让人，待债务履行期限届至时，受让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清偿。[17]不过，债权人擅自让与禁止让与的债权，违反了合同中的约定条款，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受让人为恶意的债权让与效力，存在不同的观点。其中，债权效果说认为，让与行为仍属有效，但是债务人可以依据恶意提出抗辩，主张债权让与行为无效；物权效果说认为债权人负有不得转让的义务，违反约定之转让即为无效，在这里可以主张无效的不局限于债务人，第三人也可以主张债权让与行为无效，并且这种无效不仅是指债权让与对于债务人无效，而且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也归于无效[18],原因在于受让人明知该转让行为属于禁止之列而为之，那么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不具备合法之因素，故而准物权行为无效，不过，债务人事后承认该转让行为时，则可使之有效。[19]
按照崔建远教授的观点，认为“禁止债权让与的约定有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20],因为这区分了法律禁止债权让与和当事人约定禁止债权让与的不同范围，兼顾和平衡了财产权的流通性、意思自治、交易安全几项价值，区分了当事人的不同主观心理状态，值得我国借鉴。总结德国民法理论，并且对其作适宜的改进，笔者以为可以形成以下规则：其一，在受让人为善意时，债权让与合同有效，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关于禁止转让的约定不得对抗善意受让人，待债务履行期限届至时，受让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清偿，不过债务人可以向债权人追究违约责任。其二，在受让人为恶意的场合，如果债务人不提出抗辩，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有效；如果债务人提出了受让人为恶意的抗辩，主张债权让与合同无效，应当维护债务人的利益，对其主张予以支持。
（三）并存的债务承担之探讨
按照债务人是否免责为标准，可以将债务承担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两类。[21]前者即为债务人全部移转债务的情况，债务人退出合同关系，不再承担合同债务；后者即为债务人部分移转债务的情形，由第三人加入债权债务关系，和原债务人共同成为债务人，承担合同义务之履行。通常情况所指之债务承担即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主要探讨一下债务并存。
并存的债务承担是在以原已有效存在的债务为前提的，这时的债务仅限于原来的范围，债务参加人和债务人不会因债务承担而增加或减少原先应负之债务范围，其实此时的债务参加人和原债务人可以视为新债务人这一个主体来考虑，那就相当于没有发生债务承担，而只是在参加人和原债务人之间来重新划分债务。对于按份承担债务的情况，应当经债权人同意[22],因为很有可能债务参加人不具备偿债的能力，债权人会因此而承担不必要之风险，根据民法之等价原理，债权人不可能同意不具备资质之第三人来履约；对于连带债务的情况下，《合同法》84条规定“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笔者认为不应适用。因为第三人作为连带债务人加入合同关系，对于债权人来说，对他的权利保护就多了一层保障，有益无害，他可以向参加人主张，也可以向债务人主张履约，债务人并未退出债权债务关系，此为其一；如果参加人是债权人的债权人，那么在两个债务的履行期限届至之际，可以主张抵销，这样做可以方便交易、降低成本，满足当事人各方最大利益的追求，促进债权的快速流转，加速资本周转，此为其二（这也是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立法初衷）[23];如果由“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改为“须通知债权人”，那么既可以使债权人债权得到实现，也可以减少因为第三人加入债权债务关系而带来的纠纷，此为其三。不过有学者认为，如若第三人加入债务关系成为债务人，未经债权人同意，那么第三人只能作为债务人的履行辅助人而不能作为债务人存在。[24]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毕竟债务并存和第三人代为履行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对于前者，债权人可以主动要求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如果第三人加以拒绝，那么债权人有权采取法律救济措施；而在于后者，第三人作为债务人的履行辅助人则是第三人主动参加的，债权人没有理由请求第三人为履行行为，若第三人加以拒绝，债权人也无权强制其履行。前者，第三人受合同约束，第三人是以明确的意思表示方式作出的；在于后者，第三人则不受任何法律关系约束，第三人并未事先允诺要替债务人履约。
按照《合同法》85条之规定，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25]这一点对于免责的债务承担，还是并存的债务承担都应适用。产生债务的合同存在无效原因，第三人作为新债务人，可以向债权人主张移转债务的不存在[26];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新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履行请求也可以抗辩[27];此外，在双务合同中，也可以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
（四）权利义务概括移转的效果
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又称为合同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将合同权利义务一并移转给第三人，由第三人概括地继受这些权利义务的法律现象。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既可以是由协议为之，此时合同当事人一方须经对方同意，目的在于保护相对方的利益不受损；也可以由法律加以规定，这主要体现在企业的合并和分立中。
依据我国《合同法》第8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28]在这里，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是构成合同转让的必要条件，学术界对合同相对人的同意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债务人同意是合同权利转让的成立要件，因为概括移转在性质上为多方法律行为，自然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也是概括移转的当事人之一，合同既然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如果未经相对方同意，就不能体现出契约之本质。另一种观点认为，相对人同意并不是概括转让合同成立的要件，而是概括转让对债务人生效的条件[29],概括转让涉及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即转让合同关系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原合同关系，但是就转让合同关系而言，仅在转让人和第三人之间发生效力，相对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因此转让也不是多方法律行为，相对人是否同意并不成为合同成立的构成要件；再则，从合同性质上来讲，相对人同意是法律为了保护相对人利益而设立的规则[30],因为在概括转让中，他同样也是债权人，如果让与人转让合同权利义务未经得他的同意，则这样的转让对他不产生效力，相对人可以依照原合同向让与人或主张权利，或作出履行，让与人不得拒绝，而作为受让人的第三人并未加入合同关系，如果向其主张权利，请求履行其债务，相对人则有权予以拒绝。可见，要想取得概括转让预计之效果，相对人的同意是不可或缺的（这不包括法定情形）。
二、合同转让的制度解构
（一）债权让与制度的法律解构
债权让与，债权让与合同（基础行为）和产生债权的行为之间的关系重要而复杂，为便于了解，我们不妨先举一个例子。甲公司（某房地产投资企业）与开发商（乙）在2003年7月15日签订合同，约定由乙于2003年10月2日将某地一栋花园式商品房交付给甲，甲支付价款约为1600万元。甲公司于2003年8月7日又与丙（另一房地产投资企业）签订转让商品房请求权的合同，并于当日把书面通知送达给乙。在本案中，甲和丙之间的转让商品房请求权的合同，实际上是甲将商品房的请求权出卖给了丙，丙将向甲支付1600万元。其中，甲公司和开发商之间的买卖合同是产生债权的行为；甲和丙之间的商品房请求权转让合同是基础行为，也称为债权让与合同；商品房请求权于2003年8月7日让与给了丙，是债权让与。在这里，买卖商品房的合同提供转让商品房请求权的标的物，转让商品房请求权的合同是商品房请求权让与的原因行为，请求权让与系转让合同生效的结果（相当于有体物买卖合同履行的结果）。
上述法律关系可以由下图表示：
债权
让与
产生债权的行为（或为买
卖合同，或为赠与合同）
债务人乙 债权人甲 受让人丙----取得债权
（让与人） 债权让与合同（基础行为）




为债权让与合同提供标的物 原因行为和债权让与之间的关系
民事诉讼伪证问题探讨

骆玉生

论文提要：
伪证，是妨碍诉讼的一颗司法毒瘤，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面临的困扰审判活动的难题。笔者联系审判工作实际拟作本文,仅对民事诉讼中伪证的种类、危害后果、形成原因、预防、审查和处理等方面进行了粗浅的探讨。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给予批评、赐教。全文约6000字。

民事诉讼中的伪证，是指诉讼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即原告、被告、第三人和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在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为达到有利于己方（或一方）获得非法权益、免除应尽义务，或损害对方（另一方）民事权益、加重对方义务的目的，故意制造和提供虚假的证据材料；或在人民法院收集、调查证据时，故意提供的虚假材料。伪证是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或相反的证据。而制造、提供伪证则是一种诉讼违法行为。伪证行为从主体上说，要有制造、提供伪证的人；主观上讲，行为人必须出于故意；客观上必须是行为人实施了制造、提供伪证的行为；客体上必须是妨碍了民事诉讼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伪证行为的主体、主观、客体、客观诸方面必须齐备，欠缺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伪证行为。因此，应该将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陷害他人意图，但由于对案件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不够真实，或者由于时间久远、记忆失实，未能准确地再现事实真相的错证行为区别开来。如证人由于不了解情况，或了解得不够准确，或记忆不清，或因陈述时措辞不准，从而作了错证；鉴定人因业务水平低或者粗心大意，做了错误的鉴定；勘验人对现场或物品未仔细测量、检验、拍照而做出了错误的笔录；翻译因未听懂或未听清而漏译、错译等。错证行为往往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或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能力限制失误而致。行为人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因此，错证行为不属于伪证行为。鉴于民事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制造和提供伪证的现象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对伪证问题有必要进行探讨。
一、伪证的种类
依据伪证内容的载体来划分，伪证可分为下列几种形式：1、书证；2、物证；3、视听资料；4、证人证言；5、当事人陈述；6、鉴定结论；7、勘验笔录。即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七种形式的证据。
依据伪证制造和提供的主体划分，伪证可分为当事人伪证和诉讼参与人伪证。当事人伪证即是原告、被告、第三人制造、提供的伪证。诉讼参与人伪证即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制造、提供的伪证。
依据伪证产生的时间划分，伪证可分为诉讼前伪证和诉讼中伪证。诉讼前伪证是指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开始前，故意制造与客观事实不符或相反的材料，并意图引起民事诉讼的证据。诉讼中伪证是指在民事诉讼开始后，诉讼当事人及其参与人意图通过法院的审判，达到损害对方（或一方）当事人权利、加重对方（或另一方）义务，故意制造、提供的证据。
依据伪证的取得来源划分，伪证可分为当事人举证的伪证和人民法院收集、调查的伪证。人民法院收集、调查的伪证是指人民法院在收集、调查证据过程中，有关人员受当事人指使、贿买、胁迫，故意向人民法院提供与事实不符或相反的证据。
依据伪证行为人的态度划分，伪证可分为主动伪证和被动伪证。主动伪证是指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故意陷害他人而制造、提供的伪证。被动伪证是指诉讼参与人在当事人或其他人员的威胁、利诱之下出具的伪证。主动伪证和被动伪证相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深。主动伪证比被动伪证更难以识别。
二、伪证的危害后果
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用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依据，也是作出正确裁判的基础。证据一旦虚假，将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伪证的危害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妨害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影响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在审判实践中，一方当事人举出伪证，对方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肯定会提出异议，有的会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抗辩，有的针对对方的伪证申请延期举证。法院为了查清事实，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予以准许。有时也会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职权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再次开庭审理。有时对伪证认证不当，造成错误裁判。这样，就会因伪证而人为地增加了诉讼成本，延长了审理期限，浪费了宝贵的诉讼资源，影响了办案质量和效率。这在公正与效率成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主题的今天，是不应该出现的。《人民司法》在民事诉讼法施行后不久曾报道了这么一个案件：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因为原告串通、贿买了五、六个人一起作伪证，以致法院耗时九个月，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才将案情查了个水落石出。虽然作伪者最终受到了制裁，但法院毕竟付出了沉重的诉讼代价。
2、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名誉和身心健康。伪证由于与客观事实不符，伪证的突然出现，一般出乎对方当事人的预料。对方当事人毫无心理准备，疲于对伪证进行抗辩，心理往往处于气愤、受冤的状态。而伪证一旦被法院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无疑就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如果伪证内容牵涉个人隐私，也必然会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名誉。
3、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我们知道，司法行为是国家行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司法公正体现在每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之中。如果由于法官的业务水平或工作疏忽，使伪证被采信而造成了错误裁判，对于法院、法官来说，可能是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的遗憾。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不公正。这样，必然造成了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对法律正义性和司法权威性的怀疑，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这也是伪证行为人向司法权威挑战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
4、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助长了违法诉讼行为。民事诉讼的任务是确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由于伪证被采信，导致了法院的错误裁判，使无辜者丧失了合法权益、承担了不应有的义务。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会使矛盾激化、矛盾程度加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在实践中，由于民事案件处理不当而引发刑事案件的情况并不鲜见。同时，对于“胜诉”一方来说，制造、提供了伪证居然赢了官司，无疑会沾沾自喜。因为法院肯定了他（她）的违法行为。对于伪证者周围的人来说，会产生极坏的负面影响，容易导致违法诉讼的恶性循环。最终受到损害的还是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和国家机关的权威。
三、伪证形成的原因
1、当事人为了获得非法权益、免除法定义务而恶意制造伪证。现行民事诉讼法强调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民事诉讼法（试行）》施行期间的人民法院大包大揽调查取证的作法相比，无疑是审判方式的一大变革、一大进步。但有些当事人曲解和滥用举证责任，为了自己财产上的私利，不惜冒着违法、甚至犯罪的风险制造伪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出具伪证。
2、诉讼参与人法制观念淡薄、应当事人要求而制造、提供伪证。审判实践中，有的诉讼参与人或与当事人沾亲带故，或出于私人情谊，或出于哥们义气，或出于泄愤报复，或被拉拢收买。他们认为民事诉讼中出具伪证无关紧要，即使被查出来也不会承担刑事责任。于是，在当事人的请求、劝说、利诱甚至胁迫之下，而出具伪证。
3、法院执法不严，姑息、放纵了伪证行为人，导致伪证屡禁不绝。有些法官责任心不强，在办案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调查取证，没有向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告知举证、作证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作伪证应负的法律责任。由于工作疏忽、业务水平低，对伪证审查不严、认证错误，导致伪证被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对伪证行为人处罚不力，淡化了对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处罚。他们认为民事纠纷终归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为了社会稳定、化解当事人之间矛盾，对于查出的伪证，往往只是批评、教育一下了事，没有进行严厉的制裁。这无疑是姑息和放纵了伪证行为人。伪证行为人并非因受批评、教育而收敛其伪证行为，在以后参与的诉讼中反而会更加肆无忌惮。
四、伪证的预防
1、鉴于民事诉讼中经常出现伪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要不断加强法律宣传。现在我国正在全民中开展第四个五年普法教育活动。人民法院要根据审判工作的特点，继续注重加强民事诉讼法律宣传。实践中可采取多种形式灵活的进行。如在公告栏内张贴“当事人诉讼须知”、“证人须知”；开办司法网站，法制专栏，进行“以案说法”宣传；也可定期不定期地在街头、乡镇、农村开展法律宣传、咨询活动；还可以将对伪证者的制裁、处罚通过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增加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和人民群众依法举证、作证的法律意识，从源头上杜绝伪证的产生。
2、加大对伪证者制裁、处罚的力度，使伪证行为人承担应负的法律责任。伪证行为人制作、提供伪证无非是为了获得非法的财产利益，或者为了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义务，或出于恩怨故意陷害他人，或出于私人情谊，或被拉拢、收买，或者受到胁迫。人民法院发现伪证后，应根据行为人违法情节的轻重，对其严厉制裁。该罚款的罚款，该拘留的拘留，该追究形式责任的追究刑事责任。使伪证行为人在财产上、人身自由和名誉方面得不偿失，今后再也不敢制造、提供伪证。
五、伪证的审查
我们知道，司法过程是一个滞后的活动，被形象地称之为“秋后算账”。案件的事实早已成为历史，法官只有按照证据和逻辑规则去推断事实，但很难完整、原样地复制历史。任何一个历史事实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环境和原因中产生的，都有一定形式的证据来反映。目前，不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都明确要求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这“三性”来认证。笔者认为仅这样还是不够的，还应该解决好证据是否应被采纳及如何确定证据的证明力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为防止当事人提交的伪证被作为定案的依据，笔者认为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辨别真伪。
1、审查证据的来源渠道。查清具证人与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关系，包括人身关系、财产关系和其他利害关系；审查具证人的文化水平、认识水平、表达水平，即查清具证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审查具证人的出证动机，查清内容是否具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审查证据的收集方式是否合法。
2、审查证据的形式。证据总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据的物质表现形式称为证据载体。法院在接受当事人所举证据之后，首先要审查证据载体的表面状况。如书证，要看是否经过涂改。如有涂改的，要看是否加盖涂改人（单位）的校对章或按有指纹；否则，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对此，法官可以要求举证人作出说明、解释。其次，法官可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要求当事人提交证据时，书证要提交原件，物证要提供原物。提供原件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但必须由有关单位和个人签章、签字，以证明其真实性。或将原件、原物交法官核对。否则，对这些证据不予认定其证明效力。
3、全面地审查证据。某一历史事实的发生，往往不限于单一的证据记载、证明，而是由多种多样的证据相互印证证明的。法官要审查证据的逻辑形式，即审查个证与其他证据有无合理的联系，有无孤立性、矛盾性，切忌孤立、片面地审查证据。如果个证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说明证据是可靠的；如果个证与其他证据无从印证或者没有内在联系，甚至相互矛盾，则可能有虚假成分存在，应予重点审查，识别其真伪。
4、借助科技手段鉴别证据。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法官识别证据的有力武器。目前，很多高科技已运用于司法领域。法官如果对某一证据表示怀疑或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可以借助先进的鉴定技术对证据进行鉴定，以辨别真伪。如笔迹鉴定、痕迹鉴定、声纹鉴定、指纹鉴定、亲子鉴定等。
5、运用形式逻辑和日常生活逻辑判断证据。形式逻辑是研究人的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日常社会逻辑是人类世世代代积累的，跨越每一个生命长度的知识，而不仅是特定法律所凝固下来的知识。它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而不是法律规范之中。中外历史上都有法官娴熟地掌握生活常识、体察世态人心，裁判案件的记载。中国法制史上更是一度存在过“五听”制度。法官判决案件的正当性必须是正确地适用法律规范。换言之，“适法性”是判决正当性的前提，但不排除日常生活逻辑在诉讼中的认证作用。法官如果能熟练地掌握形式逻辑和日常生活逻辑，并运用这些知识去发现当事人用证据证明过程中的逻辑错误，以及违背生活理性的地方，往往可以起到识别伪证的效果。审判实践中，有的法官对日常社会逻辑在办案过程中所起的认证作用重视不够。
六、伪证的处理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都可以根据行为人的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零四条又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一千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118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的罚款、拘留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实践中，有些法院对刑事诉讼中的伪证比较重视，对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重视得不够。这是一种执法不严的表现。笔者认为，不仅要对在诉讼中伪造证据的行为人进行制裁，而且要对受当事人指使、收买而作伪证的人和在诉讼前制造伪证从重处罚。因为受他人指使、收买而作伪证的人明知违法而仍为之。而诉讼前制造伪证的人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进行制造、提供伪证，社会危害性更大。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伪证者处以罚款、拘留运用较多，而追究伪证者刑事责任的较少。究其原因，一是民事诉讼法中对伪证行为人可以根据情节轻重进行罚款、拘留和追究刑事责任，对一种行为规定了多种处罚方式，选择项较多，适用的随意性较大；二是民事诉讼法与1979年的刑法规定脱节。当时的刑法并没有相应的条款和罪名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相适应。尤其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作伪证的情况，能否适用当时刑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伪证罪，司法界业内人士认识不一，也影响了对伪证者应有的处罚。1997年3月刑法修订后，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通过了《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该规定中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罪名为妨害作证罪，第二款罪名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与刑法第三百零五条、第三百零六条“在刑事诉讼中”限制范围的法条内容相比，第三百零七条没有该限制。可见，立法者修订刑法时已意识到不仅要在刑事诉讼中追究伪证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也应追究伪证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伪证罪属于公诉案件。1998年元月，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管辖”部分中明确指出，伪证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现在，修订后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对伪证行为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作了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我们现在追究伪证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已经有法可依。因此，我们也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让伪证这颗妨碍民事诉讼的毒瘤在我们手中被彻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