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市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民政府
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百色市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百政发[2010]3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百色市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百色市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平抑市场价格的调控机制，增强政府调控市场价格的能力，保持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安定人民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国家及自治区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价格调节基金，是指政府为稳定和调控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商品价格而依法征收的基金。
针对特定资源性产品征收的专项价格调节基金，专门用于特定产品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调节，其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设立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价格调节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
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同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价格调节基金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章 征 收
第四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其他有经营收入的单位，均应按月缴纳价格调节基金。征收标准为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的1‰。根据经济运行和市场价格变化情况，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适时调整价格调节基金征收标准。
第五条 价格调节基金由市、县（区）人民政府委托同级税务部门征收。
第六条 县（区）征收的价格调节基金按市30%、县（区）70%的比例分别解缴市、县（区）价格调节基金财政专户。
第三章 使 用
第七条 价格调节基金的使用必须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采取拨款、补助、补贴和贷款贴息的方式。
第八条 价格调节基金的使用范围：
（一）政策性补偿。当政府对居民重要生活必需品实施价格紧急措施、干预措施时，给执行相关政策的生产者、经营者造成损失的，可运用价格调节基金给予补偿。
（二）平抑粮油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异常波动。当粮油副食品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剧烈波动时，根据价格波动的原因、环节及影响程度，可适时使用价格调节基金对相关商品生产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给予适当补贴。
（三）对困难群体的动态价格救助。当居民重要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或者政府提价影响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时，可使用价格调节基金向低收入群体提供生活必需品动态价格补贴。
（四）支持重要商品储备。对居民重要生活必需品等重要商品储备给予补贴，以保证适时收购或者投放，平衡市场供求，稳定市场价格。
（五）为保障供给、促进流通和结构调整进行的政府资助。当市场供不应求造成价格持续上涨时，可运用价格调节基金支持生产基地建设；当肉、蛋、奶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时，运用价格调节基金对大规模畜禽生产者和种畜、种禽企业给予补贴；支持价格信息发布，向消费者、经营者、生产者提供免费的价格信息；支持与副食品等农产品相关的科研活动和科技成果引进、示范及推广；扶持科技含量高无公害、绿色、有机蔬菜等农产品的生产。
（六）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调控价格用途。
第九条 建立价格调节基金储备制度，储备金总额为当年征收总额的20%。
第十条 使用价格调节基金所申报的项目和用途必须符合价格调节基金年度收支预算规定的使用范围，并提供项目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资料。
第十一条 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单位要设立专门账户，进行会计核算，严格按批准用途使用，并按项目实施进度向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报送使用情况报告和结算报告。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二条 价格调节基金在财政部门设立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并由税务部门负责按规定的期限解缴国库。
第十三条 价格调节基金实行年度预决算制度，年终结余转下年滚动使用。预决算由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制，报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核，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四条 价格调节基金征收部门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标准、方式征收价格调节基金，确保应收尽收，不得多征、少征或者擅自缓征。
第十五条 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应对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的项目进行使用前评估、使用期间跟踪监督、使用后结算审查，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六条 相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能履行对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和管理监督职能。
第十七条 价格调节基金代征部门的手续费，由财政部门按当年实际入库价格调节基金的一定比例拨付，在基金支出中列支。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正常支出可从当年征收入库总额中安排一定比例经费，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在基金支出中列支。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按期缴纳价格调节基金的单位和个人，由代征部门负责追缴。情节严重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按审批项目规定的用途使用价格调节基金，管理不善造成基金损失的，停止拨款，收回资金，并追究项目单位和当事人的责任。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管理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基金损失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市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委员会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各县（区）已经出台的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管理办法停止执行。
◇韩长印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破产法/破产撤销权/托管债务人/偏颇行为/多重抵押/浮动抵押
内容提要: 破产撤销权在破产重整程序中行使的主体归属、抵押担保权撤销后撤销利益是否保留以及到期债务清偿撤销中的抗辩事由等问题，是目前破产法理论界认识不一并在司法实务中难以操作的突出问题。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应归属于托管债务人，抵押担保权撤销后的撤销利益应采次序固定主义模式，对到期债务个别清偿中“债务人财产受益除外”这一抗辩规则应结合不同情势加以分析和判断。
破产撤销权是指破产管理人拥有的对债务人临近破产程序开始的期间内实施的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予以撤销并将撤销利益复归破产财团的权利。[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第３２条、第３４条对破产撤销权的行使要件、行使对象、行使方式等作了规定。但是，无论是从规范分析还是从实务操作的角度看，破产撤销权制度运作中都存在许多较为复杂的理论和司法难题。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破产重整程序中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多重抵押担保中撤销利益的保留以及对偏颇行为行使撤销权的例外抗辩等方面。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上述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我国破产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助益。
一、破产重整程序中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
《企业破产法》第３４条规定：“因本法第３１条、第３２条或者第３３条规定的行为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有权追回”。由此可见，该条规定把破产撤销权的行使主体确定为破产管理人。问题在于，《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规定：“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依照本法规定已接管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人应当向债务人移交财产和营业事务，本法规定的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行使”，那么，破产重整程序中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行使之后，撤销权是否应当同时转由债务人行使呢？
对此，有学者指出，我国企业破产法“在重整程序中借鉴了美国的经管债务人（即占有中的债务人）制度，规定在重整程序中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不同的是，在经管债务人制度下同样设置有负责监督事宜的管理人……考虑到撤销权的行使可能与经管债务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而我国目前债务人的破产欺诈行为严重，诚信不足，所以撤销权不宜由经管债务人自行行使，仍应由管理人统一行使”。[2]
应当说，我国现行破产法对该问题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和清晰，[3]因为一方面，《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第１款规定：“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另一方面，《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第２款又规定，在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情况下，“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行使”。于此情形，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本身是否包括“行使破产撤销权”的内容、债务人代行的管理人职权中是否当然包括“行使破产撤销权”的内容呢？法律规定语焉不详。
笔者认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当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之后，破产撤销权应当由债务人（以下称托管债务人）行使；[4]并且由于在破产重整程序中以债务人（而非管理人）负责重整事务为常态，[5]因此明确赋予托管债务人以破产撤销权具有较为突出的现实意义。其理由如下：
１．它是由托管债务人的法定职责决定的。在债务人负责重整事务的情况下，管理人的职权由债务人代为行使，《企业破产法》并未另外赋予管理人以破产撤销权。《企业破产法》第７３条规定，一旦债务人申请管理破产重整事务并且得到人民法院批准，管理人的职权便概括性地移转给债务人行使，此时管理人仅仅享有监督权（即便是在破产重整程序终结之后的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和监督期间，[6]管理人也仅仅享有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权利），[7]并不享有监督权之外的其他职权，当然也不享有破产撤销权。如果将《企业破产法》的现行规定解释为由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那么既可能与《企业破产法》设立托管债务人的初衷相违背，又可能使重整企业陷入同时存在托管债务人、管理人两个法定代表人的尴尬境地。
２．它是由托管债务人的双重身份决定的。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债务人作为托管债务人，其身份已经不再等同于普通的破产债务人而具有双重性。[8]这是因为：（１）托管债务人既具有债务人的身份，继续负责管理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又具有托管人的身份，担当托管人的全部职权和职责（不含管理人对债务人的监督权和调查权），[9]包括代表破产财团起诉或者应诉、行使破产撤销权并追回相关的财产和利益等。[10]（２）托管债务人的双重信义义务由此开始发生转变。破产重整中的企业并不完全等同于破产清算中的企业，其投资者的剩余索取权尚未完全归零，因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将同时维系于破产财团之上，债务人企业中的董事、监事、高管等原本仅仅对债务人企业或者投资者承担的信义义务，此时开始以托管债务人的身份拓展到债权人身上，需要同时对股东和债权人两类不同的主体承担信义义务，具体表现在对破产财团（重整中的债务人）的忠实和勤勉义务方面，履行善良管理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以及包括避免利益冲突、克制自我交易、公平对待所有当事人、尽力使破产财团价值最大化在内的忠诚义务等。[11]由此，负责破产撤销权的行使并谋求破产财团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债权人利益的平等保护，无疑当属托管债务人的重要职责。
二、多重抵押担保中撤销利益的保留问题
（一）多重抵押中撤销利益的处置模式
债务人就某项特定财产设置两项以上抵押权时，如果前次序抵押权被依法撤销，那么后次序抵押权是否当然升进也是破产撤销权行使过程中亟须明确的问题。抵押人具有足够的清偿能力而未进入破产程序时，抵押权人的次序权或者顺位先后通常不具有明显的法律意义，原因在于后次序抵押权即便属于不足额抵押，由于其有权对债务人的全部责任财产实施求偿，因此通常不存在债权实现方面的风险。但在抵押人陷入破产的场合，抵押财产便成为抵押权得以实现的主要保障，位居次级顺位的不足额抵押债权人，如果不能于先顺位抵押权被依法撤销后获得相应的次序升进，那么其债权余额将被视为普通债权，此时的抵押权实现顺位是否升进问题就显得至为重要。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对此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
在立法例上，同一标的物之上有多个抵押权存在时，对多重抵押中撤销利益的处理模式有次序升进主义与次序固定主义之别。次序升进主义，是指同一抵押物上有多个抵押权时，前次序抵押权因拍卖抵押物以外的原因消灭时，后次序各个抵押权当然依次升进；次序固定主义，是指同一抵押物上有多个抵押权时，在先次序抵押权消灭时，后次序抵押权固定在原次序位置并不升进。
次序升进主义的立法理由在于，民法上之抵押权乃为担保债权而设，系从属于主权利即担保债权之从权利。抵押权既系以担保债权之清偿为目的，则于债权消灭时，自无继续存在之理由。[12]次序固定主义的立法理由在于，“近代抵押权已自保全抵押向投资抵押进化，抵押权所支配之抵押物交换价值，乃是一项纯价值权，自应予以独立，俾得在金融交易市场上流通，扮演金钱投资媒介手段之角色，是以抵押权所支配之上述价值，自应处于独立与稳定之状态，抵押权次序之固定，即为其中一项重要原则”。[13]
（二）破产程序中多重抵押之撤销利益采次序固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
就破产程序中遇到撤销利益是否保留问题的处理方法，笔者主张采用次序固定主义模式。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１．次序固定主义模式本身符合抵押权设定顺序的风险差别规则。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界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明显倾向于次序固定主义的立法模式。[14]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学者间一致认为：就债权人方面言，原居于第二次序之二号抵押权，原仅有就第一次序抵押权人受清偿后之余额受清偿之机会，今因偶然情势，跃居第一次序，得受优先清偿，无疑受意外之利益。就债务人方面言，设定第二次序抵押权所负担之利息较高，其他条件亦较苛，若因升进关系，使原居于第二次序之抵押权人得先于他债权人而受清偿，对于债务人极为不利。因之，次序升进办法，极不合理，有急速改正之必要”。[15]应当承认，两相比较而言，次序升进主义的立法缺陷更为明显，“后次序抵押权人于设定抵押权时，对其次序在后，优先受偿之机会并非十足保障之不利状况，实已充分认知，因此一般而言，后次序抵押权人均以提高利率或约定其他较先次序抵押权人优厚之条件，弥补其不利。然先次序抵押权消灭时，无论原因为何，后次序抵押权当然升进，此不仅使后次序抵押权人，因先次序抵押权消灭之偶然且通常与其无关之事由，获致原来所未能支配之担保价值，已非合理，且后次序抵押权升进，占用先次序之结果，使得所有人无法利用该先次序抵押权，获取必要与有利之融资，对所有人而言，亦非适当”。[16]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在两项以上的抵押权产生竞合时，对抵押权的协议变更和实现顺位采取的是严格限定的立法态度。例如，《物权法》第１９４条第１款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以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但抵押权的变更，未经其他抵押权人书面同意，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物权法》第１９９条还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１）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２）抵押权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３）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上述规定虽然并未涉及债务人破产以及前顺位抵押权被撤销情况下的次序安排问题，但从其蕴含的立法精神看，足见其更倾向于倡导抵押次序固定主义的做法。
２．次序固定主义模式符合破产法追求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基本理念。如果说在债务人没有陷入破产境地时采取次序升进主义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且更符合担保物权的从属性特征的话，那么，在抵押义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仍然恪守抵押权的次序升进主义，将会严重背离破产法保护债权人公平受偿的立法宗旨。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角度看，破产法的立法宗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体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债权人相互之间的公平受偿。[17]以此对照破产撤销权的制度功能，[18]其对诈欺行为的撤销，主要在于实现全体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立法宗旨；而对偏颇行为的撤销，则主要在于实现债权人之间公平受偿的立法宗旨。具体到偏颇行为所对应的公平受偿宗旨而言，破产法必须严格区分破产程序开始前、后成立的不同债权，分别确立不同的立法态度，即破产程序开始之后形成的债权构成共益债权，从破产财团中优先受偿；而破产程序开始之前的债权则构成破产债权，只能按照平等分配规则受偿。如果破产程序开始之前成立的普通破产债权能够通过追加担保或者改变担保顺序的方式获得受偿结果的提升和改善的话，那么都将归于破产撤销的范畴而产生破产撤销权的行使问题。就抵押权而言，“若债务之成立与担保之提供系同时为之者，则非偏颇行为，此乃因为担保权与债务同时发生者，双方所订立之契约，由原始之对人契约变为对物契约，因此担保之要求为约内要求，担保之提供为一种有偿行为；而在现有债务后提供担保之情形，担保之要求即为约外要求，担保之提供为一种无偿行为”。[19]也就是说，无论是破产程序开始之前还是开始之后，如果担保权的设定是与债权的成立同时发生的，那么不涉及破产撤销权问题，但如果某项债权属于破产程序开始之前的普通破产债权（现有债权），并且该债权在成立之时并未设置担保，那么在撤销权的法定追溯期限内（我国为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内），以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为其追加提供担保的行为，即属于可撤销行为，与破产债权公平受偿的破产法原则相悖；同理，如果两个以上的抵押权人之间在破产程序开始之前，已经存在受偿次序、受偿比例（不足额担保的场合）等方面的差异，那么，仅仅由于次序在先的担保权的撤销而改变次序在后的担保债权的受偿顺位将同样构成偏颇行为。因为如果不存在抵押权的撤销事由，那么后顺位的担保债权必然因为其不足额担保的事实而使其剩余的无担保债权转化为普通破产债权，但如果此时采取次序升进主义，那么无疑会在该不足额担保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之间产生厚此薄彼的后果。因此，此时采取次序固定主义模式，更符合破产法公平对待破产债权的立法宗旨。
三、到期债务个别清偿撤销的抗辩事由
《企业破产法》第３２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６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２条第１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从该条关于到期债务个别清偿的撤销要件看，如果债权人要想免于到期债务受偿行为的撤销，那么必须证明其对到期债务的受偿行为符合两项抗辩事由之一：（１）到期债务的受偿发生在债务人达到破产界限之前；（２）该个别受偿行为能够使债务人的财产受益。兹分述如下。
（一）对到期债务的清偿发生在债务人形成破产原因之前
本来，如果没有破产程序的启动，那么到期债务的个别清偿一般是合法的或者不应撤销的，并且债权人对破产程序的开始可能事实上没有预知或者不可能预知，因而很难说他们有接受偏颇行为的恶意动机，破产法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予以撤销，那么就会使债权人大惑不解并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20]然而，破产法上对偏颇行为的撤销权或许是“偏颇行为（撤销）制度最能彰显破产程序颠倒乾坤的威力”[21]所在，也是破产法作为一种总括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法之外的个别强制执行程序的主要差别所在。在债务人并未丧失偿债能力时，债权的清偿是遵从“勤勉竞赛”、“先来先得”的个别强制执行规则，而当债务人丧失偿债能力尤其是进入破产程序之后，前述规则将被“概括清偿”、“公平分配”的破产法规则所替代。[22]加之，民商事法律规范并非全以民商事主体的行为作为其立法本位，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也是一些民商事法律规范的立法本位。正如曾世雄教授所言，当取得利益或取得生活资源的方法合法，但取得的结果却发生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时，即产生了应否受法律保护的问题。若尊重取得方法的合法，则利益应归取得利益的当事人；反之，若尊重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则应将利益设法调回而归还他方当事人。[23]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即便同样是偏颇清偿行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毕竟明显不同于对未到期债务的清偿，两者起码在偏离债权人公平受偿这一破产立法宗旨的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别，从合理平衡破产财团与不同性质破产撤销权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角度看，法律对此应当区分对待。例如，《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第３项、第４项对“未到期债务”的清偿行为的撤销就采取了一概撤销的方式，并没有附加任何抗辩或者除外事由。《企业破产法》第３１条的立法逻辑在于：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前的１年期内，法律推定债务人是存在破产原因的，此间对“未到期债务”的清偿一概予以撤销，不允许任何抗辩事由的存在，也不允许以相反的事实推翻法律的推定；而《企业破产法》第３２条对６个月追溯期内“到期债务”的清偿则附加了一个抗辩事由（实际出现破产原因）和一种例外情形（使债务人财产受益）。[24]这样说来，在到期债务的清偿行为发生时债务人是否实际陷入破产境地，对能否行使撤销权就显得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在对债务人是否实际陷入破产境地这一抗辩事由作出判断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