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许霆案最新动态：盗窃罪！？
李飞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2008年3月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代表们针对“两高”报告的的分组讨论会中，“许霆案”再度引起关注。
一、许霆案最新动态：最高法院负责人就许霆案定罪量刑首次表态
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10日对记者表示：许霆案一审法院认为属恶意取款，非法占有，“我个人认为定盗窃罪没问题，但法院判刑太重了。”对于广州中院的判决，姜兴长表示，他比较赞成《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①]，即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这意味着广州中院的判决、裁定只有经过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并交付执行。姜兴长透露，判决结果最早将于本月底知晓。这是最高法院负责人首次就许霆案定罪量刑表态。[②]
我不知道姜兴长副院长的这番静态是代表法院对外的新闻口径而作出，还是纯粹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所发表的个人意见，但我知道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最高法院负责人的公开表态将对判决结果意味着什么。何况作为最高法院的主要领导人--具备相当法律和政治素养--敢在敏感而重要的两会期间，在公开场合对个案发表意见，我想其“个人意见”的份量恐怕不亚于一纸公文了。
从姜兴长副院长的公开表态我们至少可以解读这些重要信息：1、定罪：许霆案“定盗窃罪没问题”；2、量刑：原判量刑太重，应按《刑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报最高法院核准后，在法定刑下量刑；3、判决结果最早将于本月底知晓：表明结果已定，只待“两会”结束，即可宣判。
二、有罪？无罪？
罪与非罪是许霆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从本案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理由及这次表态，可见法院方面是持有罪态度，笔者对此表示赞同，主要基于如下两点考虑：
1、在主观上有恶性
行为人的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是一切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主观方面要件。本案中，许霆明知银行ATM机存在技术故障，取得额外款项将侵害银行的所有权，但仍实施取款行为，其主观上是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先后实施“取款”171次，取得款项后进行挥霍，并在案发后逃匿一年多，也表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属恶意取款，非法占有。应该说法院在本案的主观方面要件的认定没有错误。但这只表明主观要件成立。
2、在客观上有危害
犯罪客观要件，是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其见容包括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的时间、地点与方法等。其中危害行为是犯罪客观要件的核心要素，是一切犯罪成立所必须具备的。从本案看，许霆的行为是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据为已有的行为，侵害了银行的所有权。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认定许霆的行为是危害行为也没有错误。
本案中，许霆在主观上有恶性，其行为在客观上有危害，这只是解决了许霆的行为是危害行为而具有可罚性的问题，即“有罪”的问题；但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这种危害行为必须是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否则也不构成犯罪，因此，重要的是要解决“有何罪”的问题。
三、有何罪--盗窃罪？侵占罪？
1、本案不构成盗窃罪
如果认为本案应认定为盗窃罪，则前提是许霆的行为应属于刑法第264条所规定的危害行为，即盗窃行为。何为“盗窃行为”？对此没有明文的法定解释，学理上解释为“秘密窃取”，学者们对“秘密窃取”的含义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在此不想纠缠其中。因为理由其实很简单：许霆是在接受“错给”，而不是实施“偷盗”。
（1）一个新判例
从一般语义上说，按普通人的一般理解，通俗地说：盗窃行为就是偷。不管作何解释，“秘密、暗中”都题中应有之义，这表明偷只能在行为时违背财物人的意志或财物人无意志（未发觉）的情况下进行。行为时，如果未违背财物人的意志，是财物人主动自愿将财物给行为人的，那么这是“给”，而不是“偷”，最近的一个判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银行工作人员误将53张千元面值的港币，当作百元面值支付给客户张女士。在事后沟通中，因银行个别工作人员出言不逊，张女士感觉不快拒绝退还多领到的47700元港币。银行诉至法院，2008年3月3日，上海闸北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造成张女士多领现金的责任在银行，张女士只需返还多得的47700元港币，而无须支付利息。[③]
（2）接受“错给”不等于“偷”
该案与许霆案在行为上的相似处在于：客户的行为都是按办理业务时正常方式进行的，取得额外款项，都是银行方面的失误造成的，而非客户的原因导致。差别在于张女士面对的是银行营业员的失误，而许霆面对的是ATM机的技术故障，笔者认为这一差别，并不能导致两者行为性质的不同，两者都是基于银行的“错给”而取得款项，而不是在“偷”银行钱财。理由有二：
1、ATM机是银行采取的一种快捷低成本的交易工具，是银行柜台服务的延伸。储户到ATM机办理业务与到柜台办理，其性质和后果没有法律上的区别。如果认为ATM机不能象营业员一样代表银行，将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ATM机在行为时不能代表银行的意志如果成立，那么ATM机的动作都不是银行意志的体现，ATM机所发生的一切业务（无论是有无故障发生）都不是银行的意思表示，在民事上都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这显然是荒谬的。
2、ATM机是机器，其本身不具有意志，它只是银行用以传达和表达其意志的工具，银行是通过ATM机表达其愿意交易的意思表示。银行设定程序时，将其意志以序列化的指令形式固定在了ATM机里，在交易时，只要用户按设定步骤正常操作就符合银行的意志，否则如果用户破坏设备和篡改程序则违背银行的意志。因此，即使ATM机发生技术故障，但只要不是客户原因造成的，那么相对客户来说ATM机代表的仍是银行的交易意志，因为ATM机是按银行的程序指令行事，虽然是错误的，但仍是银行在交易当时的意志体现。ATM机的动作与柜台营业员的行为一样都代表银行在“主动地”多给付客户钱，而不是客户在偷盗银行的钱。非法占有其财物的行为在当时不违反财物人的意志，拿取财物人“公然自愿奉上”的财物，显然不是秘密的偷盗行为。
2、本案符合侵占罪
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查工作细则（试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查工作细则（试行）
1987年7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结合看守所检察工作实践经验，制订本细则。
第一章 职权、任务和工作原则
第一条 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的职权是：
（一）对看守所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二）对看守所是否依法执行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和决定实行监督。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的基本任务是：检察看守所执行有关法律、政策的情况，保障有关法律、政策的正确实施，保障依法羁押人犯；保护公民不受非法拘禁，维护在押人犯的合法权利；打击在押人犯羁押期间的犯罪活动，维护监管秩序；通过检察活动，对人犯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第三条 在看守所检察中，必须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独立行使检察权。
看守所检察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注重效果。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一节 对收押释放人犯的监督
第四条 检察看守所收押人犯是否有《逮捕证》、《拘留证》，被羁押的人犯是否与羁押证件一致。
第五条 检察看守所为外地临时羁押人犯是否有县级以上公安、检察、法院、安全和劳动改造机关的通缉、追捕、押解、寄押等法定文书、证件。
第六条 检察看守所是否有依法不应当收押的正在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以及患有严重疾病的人。
第七条 检察看守所是否收押有法律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
第八条 检察看守所在接到有关法律文书后，是否立即释放下列在押人员：
（一）拘留、逮捕后，24小时内经过讯问发现不应当拘留、逮捕的；
（二）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批准逮捕的；
（三）办案单位决定撤销案件的；
（四）人民法院决定不起诉、免予起诉的；
（五）人民法院判决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
第九条 检察在押人犯变更强制措施的手续是否完备。
第二节 对羁押人犯期限的监督
第十条 检察看守所羁押人犯法的法定期限：
（一）对羁押即将到期的，是否及时报告检察机关；
（二）对已超期羁押的，是否及时报告检察机关；
（三）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
第十一条 对在押人犯超羁押期限的，应当报告检察长，并及时向办案单位提纠正，属于上级承办案件的在押人犯超羁押期限的，应当报请上级检察院向办案单位提出纠正。
第三节 对执行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监督
第十二条 检察看守所接到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执行通知书后，是否及时将罪犯交付执行。
第十三条 检察看守所对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须要暂予监外执行的，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手续是否完备。
第十四条 检察看守所对留所服刑的罪犯收押、减刑、假释、释放是否符合规定：
（一）是否有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
（二）是否符合在看守所服刑的有关规定；
（三）对罪犯减刑、假释是否合法；
（四）服刑期满的是否依法按期释放，并发给刑满释放证。
第四节 对看守所管理教育活动的监督
第十五条 检察看守所对男犯和女犯、同案犯、未决犯和已决犯是否实行分押分管。
第十六条 检察看守所对人犯的监室和活动场所，特别是重要案犯、死刑犯的监管戒是否严密安全。提审、押解是否符合规定。
第十七条 检察看守所是否有用人犯代行干警察（以下简称武警）对人犯使用械具、警戒、武器是否符合规定。
第十九条 检察看守所对人犯的通信、接见、财物管理等是否符合规定。
第二十条 检察看守所组织人犯生产劳动是否符合规定。
第二十一条 检察看守所对人犯的伙食标准、生活卫生、病伤治疗是否符合规定。
第二十二条 检察看守所人犯死亡是否经法医或者县级以上医院作出死因鉴定，是否经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检验，是否通知办案单位及其家属。
第二十三条 检察看守所干警和武警对人犯有无体罚虐待、侮辱人格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检察看守所有无扣压人犯上诉、控告、申诉材料以及打击报复控告人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检察看守所干警、武警有无对人犯及其家属敲诈勒索、收受贿赂、为人犯通风报信、违法传递物品等行为。
第二十六条 检察看守所干警有无虚报冒领、克扣囚粮或者侵吞人犯财物等行为。
第五节 案件的处理
第二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受理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在看守所服刑的罪犯又犯罪案件。
对在看守所服刑的罪犯脱逃后在外地作案，如果新罪是在发案地发现的，由发案地处理；捕回后发现的，按案件管辖分工办理。
在检察中发现看守所服刑的罪犯在判决时所没有发现的罪行，需要处以刑罚的案件，应当交原办案单位处理。
第二十八条 检察发现未决犯在羁押期间的犯罪案件，应当通知有关办案单位并案处理。
第二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直接立案侦查看守所干警、武警在看守所内发生的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犯罪案件。
第三十条 办理看守所内刑事案件，应当根据法律并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法纪检察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的规定执行。
第六节 对申诉和控告的处理
第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受理下列申诉、控告：
（一）在看守所服刑罪犯及其家属向人民法院申诉被驳回。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申诉；
（二）在押人犯及其家属对看守所干警和武警看守管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的控告；
（三）上级检察院和本检察长交办的。
第三十二条 对申诉、控告案件，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可以自行查处，也可会同有关部门查处。
对确属冤错的申诉案件，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法院提出抗诉。对无理申诉的，一般应当面驳回。
对控告属实的严重违法行为应当要求主管部门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控告不实的，应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其中诬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 制度和方法
第三十三条 看守所检察工作必须做到经常化、制度化：
看守所检察工作人员必须经常深入看守所进行检察，对每个环节上发生的违法行为要及时发现并提出纠正，特别是对违法收押、释放的，做到当天发现当天提出纠正。对严重违法行为要及时查明情况提出纠正。
看守所检察应当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请示报告、定期总结和处理、纠正问题的登记等制度。检察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应当分别立卷归档。
第三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一般应当实行驻所检察。
第三十五条 看守所检察，可以听取情况介绍，召开看守所干警座谈会、调查会、个别谈话，调阅看守所有关文件材料，列席看守所、武警中队有关看管工作会议，察看监室、人犯活动场所和警戒设施等。
第三十六条 看守所检察工作人员在检察中可以找人犯谈话，听取人犯的反映和意见。
检察工作人员找女人犯个别谈话时，不得少于2人。
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可以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机关的有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通报情况，交换意见。
第三十八条 检察发现看守所看管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应当报请检察长要求公安机关解决。必要时可以会同有关部门联合调查解决。
第三十九条 检察发现在押人犯喊冤或者有错拘、错捕、错判可能的，应当及时报告检察长处理。
第四十条 检察发现有关部门的办案人员在看守所内有违法行为时，应当及时提出纠正。
第四十一条 检察发现的一般违法行为，可口头提出纠正，对严重违法的，应当使用《纠正违法通知书》并要求告知处理结果；对拒不纠正的，报告上级检察院处理；构成犯罪的应当立案侦查。
第四十二条 办理看守所工作人员、武警的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前，可以会同主管部门联合调查。
第四十三条 在看守所检察中，对看守所严格依法管理教育的典型经验，可以协助有关部门进行总结推广。
第四十四条 对看守所发生的问题要及时报告上级检察机关；下列重大问题应当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组织反革命集团、组织越狱、劫狱；
（二）行凶杀人、放火、抢夺武器、报复、伤害看守所干警和武警、聚众闹监、集体脱逃、重大案犯脱逃的；
（三）在押人犯中发生重大疫情、重大伤亡事故；
（四）私放款决犯和已决犯、体罚虐待人犯致死致残、非法击毙人犯和强奸女犯等。
第四十五条 各级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看守所检察工作的领导。上级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要加强对下级检察院看守所检察的业务指导，注意总结交流经验；组织看守所检察干部进行巡回检查或者交叉检查，不断提高看守所检察工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