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械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规定
国家机械委
国家机械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规定
1987年6月18日，国家机械委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国务院国发[1986]107号文件精神，现对我委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包括研究生、进修、学习、培训、 合作研究人员）有关事项做如下规定：
—、选派原则
国家机械委所属各单位， 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选送人员到国外有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 工商企业进修实习或攻读学位是加快机械工业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地稳步发展，长期坚持。 要从机械工业的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国内生产、科研的需要，以解决生产、 科研中的重点问题为主，做到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
二、项目申请
除国家统一选拔派出（简称国家公派留学）以外， 委属各单位通过取得奖学金或其他方式资助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包括研究生、进修、 学习、培训、合作研究）均为单位公派。 单位公派的项目必须经委内各主管司局审核，纳入本单位、本部门的派遣计划。
项目申报一般规定每年一次，于上年的11月底前由各主管司、 局集中交对外司汇总审核（委属院校由教育局汇总审核）后， 报请主管委领导审批。个别特殊情况在年内临时申报。
进修、学习期限一般为三个月至一年，由本委按计划确定。
派出单位应注意按项目需要选择具有较高水平或专业特长的合适的国外对口单位。
由定居国外及香港、澳门、 台湾亲友资助的出国留学人员应在公安部门办理自费出国申请手续。
三、管理工作
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在办理出国手续前， 要与本人所在单位签订《出国留学人员协议书》，内容包括学习目标、内容、期限、回国服务要求、 留学人员出国经费的具体规定以及派出单位与个人双方的其他权利、 义务和责任等。
学习期间或期满后，一般不得改变原派出身份。未经本委批准， 不得擅自延期；逾期不归者，一年内停薪留职，一年后是否保留公职， 由派出单位视具体情况决定。
派出单位应指定专人与留学人员保持联系， 给予各方面关心和指导，督促其学成后按期归国。
出国进修人员在国外期间不享受回国休假待遇， 他们在国内的配偶，属在职职工，一般也不给予出国探亲待遇。
研究生在国外期间，回国休假事宜由人员所在单位确定， 其在国内的配偶，一般也不提倡自费出国探亲。如实属需要，由派出单位批准后， 通过公安局办理出国手续。探亲期限一般为3个月，逾期不归者，如属在职职工，则从第4个月起停薪留职。探亲期间如有申请留学者报主管部门批准后按规定办理转派手续。
留学人员回国后的休假期，由人员所在单位安排，一般不超过1个月。
四、经费标准
凡取得国外资助，由单位公派的出国留学人员， 在国外实行生活费大包干的办法，参照我驻外使、 领事馆规定的公费留学人员开支标准执行，如国外不能资助往返国际旅费，则其旅费（人民币）由人员所在单位负担，国内工资照发。在职的获准出国自费留学人员， 自出境后的下一月起停发工资。
受聘出国讲学、技术指导、合作科研并在国外领取工资的人员， 原则上由派出单位参照国家教委、财政部（86）教外综字088号《出国教师生活待遇的有关规定》中经费包干标准执行。
上述人员所获资助费或工资，除按标准支付包干费用之外， 其他剩余部分归出国人员所在单位所有，并在出国留学协议书上明确经费处理办法。无外汇帐户的单位应在委对外司结算， 外汇额度由对外司代存并归人员所在单位使用，人民币则退回原单位。任何单位不得留存外汇现钞。
原机械部、兵器部发布的有关出国留学工作的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 出国留学人员协议书（参考样式）
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甲方）的法人代表＿＿同志委托本单位＿＿＿同志作为代理人， 与＿＿＿＿＿（单位）＿＿＿同志（以下简称乙方），就甲方派遣乙方出国学习事宜，签定如下协议：
第—条 甲方派遣乙方出国学习是根据培养人才和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安排的。乙方同意甲方的安排，志愿出国努力学习， 学成及时回国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第二条 甲方派遣乙方自＿＿年＿＿月至＿＿年＿＿月，以＿＿身份，赴＿＿国学习。
第三条 甲方和乙方商定的学习内容是 。 乙方须达到的目标是 。 甲方指导乙方确定具体的学习计划。
第四条 在乙方出国学习期间，甲方指定专人，给予必要的业务指导。甲方对乙方在国内的直系亲属，按国内同类职工，给予必要的关心和帮助。
第五条 甲方根据国家的政策和规定， 明确乙方在如下方面享受的待遇：
（一）乙方系（国家公派或单位公派出国学习人员）；
（二）出国服装补助费（人民币 元）；
（三）出国国际旅费（人民币 元）；或提供往返国际机票；
（四）国外学习、生活费发给标准；
（五）在本协议书第二条规定期限内国内工资照发；
（六）在本协议书第二条规定期限内国内公职保留；
（七）其他待遇（如回国休假待遇，提供回国探亲旅费、 配偶出国探亲、子女随其出国等）。
第六条 甲方在乙方按期学成回国后， 负责乙方的工作安排和使用，并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乙方的作用。
第七条 乙方保证按本协议书第二、 三条规定在国外努力完成学习任务。其间， 每三个月（进修人员）或一个学期（研究生）向甲方书面报告一次思想、学习情况。
第八条 乙方抵达学习所在国后，即向我驻该国使、领馆报到。 乙方在国外期间继续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义务，并严格遵守我国对出国学习人员的要求和规定。
第九条 乙方学习期满回国后，应在一个月内向甲方报到，交还护照，办理有关手续。 乙方须根据本协议书第三条的规定向甲方提交书面学习报告（或学位论文，科研成果等。）
第十条 乙方保证回国后至少在甲方工作 年。否则， 乙方（或其新任职单位）应根据其不履行协议的时间， 偿还甲方提供给乙方在国外学习期间的部分或全部费用。
第十—条 乙方无论因何种原因需延长在国外逗留期限或改变学习内容， 均应在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学习期限结束前三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办理有关手续。甲方收到申请后， 应在一个月内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第十二条 甲方将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将本协议书副本提交乙方学习所在国的有关方面。
第十三条 乙方经甲方同意后， 确定 同志（家住 现在工作单位 ）为乙方出国学习的国内担保人，担保人的义务是，督促乙方按本协议要求努力完成学习任务，按期回国服务。必要时、 担保人要责成乙方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甲方违反本协议时， 乙方有权向甲方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要求甲方的上级主管部门责成甲方执行本协议。必要时， 可由司法部门起诉。
乙方违反本协议时，甲方将根据乙方违约的轻重程度和不同情况， 对乙方采取批评教育、停薪留职、开除公职、要求偿还有关费用、 要求乙方所在学习国的有关部门协助履行协议、向司法部门起诉等措施， 来追究乙方的责任。
第十五条 本协议自公证之日起生效。签字各方应保证执行。
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执两份，乙方和乙方的担保人各执一份。 甲方向乙方学习所在国的我驻外使、领馆提交一份备案。
甲方代表或
甲方代理人（签字） 乙方（签字）
甲方单位公章： 乙方担保人（签字）
反腐败的法律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中的物质世界，世界上所有物质的位置、速度、甚至时间都是相对的，会有规律的发生变化。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物质世界是这样，精神世界更是这样。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我们揭示了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世界存在于普遍存在的矛盾之中，任何事物的外部和内部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人们的观念和曾经认为的真理也在不断地演变。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非正义，罪与非罪都是相对而言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
法律上的正义也是相对的，什么是正义，什么不是正义，没有绝对的标准。在这个时代认为是正义，在另一个时代可能就不是，在这个角度看是正义，在另一个角度可能就不是，在这个人看来是正义，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就不是。在不恰当的时间地点适用了不恰当的标准，不仅起不到维护正义的作用，可能会适得其反，成为制造罪恶的工具。但是在一时一地，会有一个符合客观情况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
法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维护正义，要看它能否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能否加速社会的稳定发展，能否促进社会正义的持久发展。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看待以前的人和事，也不能用理想的标准去看待处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特点的人和事。在封建社会，评价人的道德标准是封建时代的忠孝节义，官吏能做到体恤百姓就是好官。如果我们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官员，要求他们做到无私无畏，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做人民的公仆，而不以皇帝为重，那恐怕没有一个是合格的。用这一标准衡量，只好把所有官员都撤掉，甚至还要投进大牢一批，杀掉一批，那会搞得天下大乱。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人们要适应不同的现实。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来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才能正确的评价人和事。在封建社会只能用封建时代的标准来评价人，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和要求那时的官员是不切实际的。而用封建时代忠孝节义伦理纲常的标准来看，今天人们所称赞的不畏权势、为工作顾不上照顾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则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罪人。在封建时代，人们只能按照封建时代的标准去做。像屈原那样的人，已经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最终只有投河而死了，焦裕禄、孔繁森到了那里，根本连提干都是不可能的。
怎样确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这就要我们确定标准的时候不能只从理想出发，只在简单的理论中武断的划分对错，而要考虑现实中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因素。不能从静态的理论中分析得出简单的结论，而要把事物放到动态的所处的环境中去，全面分析与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这样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在法律领域，分析一项制度、一个人不能只从简单的表面的对错与合法违法来看，而要将其放在具体的环境、时代里，来客观的分析它（他）的作用、善恶、倾向性，看它（他）在纵向是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看它（他）在横向与同类主体相比处在什么位置。
从中国的现实来说，就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评价某个人的好坏，评价某一制度的利弊。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要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制定各项制度是不可能的，按照共产主义的要求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不仅没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获得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反而使中国的经济严重倒退。这当然不是共产主义不好，而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还不适合那样搞。
合法与非法，不能仅仅从法律规定上看，还要看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客观规律的法，要能够在法和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能够促进社会的健康长久发展。并不是所有能够使社会向前发展的法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法，因为社会本身就会向前发展，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任何人无法阻止的。即使像世界上出现纳粹政权、发生世界大战这样违背历史潮流的时代，也毕竟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点小小的波折，社会仍然会继续向前发展。有时候违背历史潮流的制度在促进矛盾激化后反而使社会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当然不能说这样的制度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法要与社会发生良性互动使社会能够稳定而持久地向前发展。
中国的法律制度在一些方面设置不尽合理，有些规定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程度不相符合。某些制度的制定虽然考虑了一些现实因素，但有失偏颇。比如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许多国家已经彻底废除了死刑制度，中国早晚也要废除这一象征残酷和野蛮的制度。但在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穷凶极恶之徒，死刑还是能够起到比其他刑罚有效得多的威慑作用，仍然有助于减少恶性犯罪，所以中国现在还不到彻底废除死刑制度的时候。但是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提高死刑的适用标准，在抢劫、行凶、爆炸等恶性犯罪之外废除死刑的适用却是应该的。对于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类犯罪，还有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继续适用死刑就是严刑峻法的表现了。要预防犯罪，必须从更人性化，更注重保护人权的角度制定措施。仅仅依靠严刑峻法的威慑是不够的，比如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加强预防措施。在制度上给了人犯罪的机会，然后在他犯罪以后处罚他，这样的法律显然不会有助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再如沉默权，理论界虽然已经讨论过很久了，但到现在仍然没有赋予公民这项权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确立这项权利很久之后的现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仍然没有确立这项权利是很不应该的。在权力至上，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的封建时代，从方便司法权的行使的角度出发，不给予民众沉默权是自然而然的。但到了人民权利至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仍然从方便司法权行使的角度出发拒绝给予人民沉默权则毫无疑问是不符合中国的政治发展程度的。当然有人会说，这样做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是为了维护更多人的权利。这种说法是不值一驳的，封建社会的酷吏们都会这样说。
中国在预防和惩处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严重缺乏，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而对惩处职务犯罪方面的规定则过于严格，现在的制度把预防职务犯罪的希望放在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的威慑性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干部的腐败问题也日渐严重，已经从经济领域发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事、司法、教育、医疗、部队、媒体，凡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人们已经无法找到哪一个领域还是纯洁的。
在很多时候，人们已经把办事就要送礼看作是很正常的情况。要从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中间找到一个从没有喝过别人一口水，没有吸过别人一支烟的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有，他周围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有点不正常。这不能说所有手里有权的人都是坏人，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多人也很善良，也很有正义感，也有很多人是乐于助人的，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像其他人一样痛恨腐败现象。如果要用绝对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没有人是称职的，但是如果用一个符合实际的标准，我们会看到，干部中间的主流也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是好的。
这个符合实际的标准就是，分析某个干部善恶的时候，除了要考虑他做了什么，还要考虑到现实的制度的因素，还有人的本性的因素。人是有本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追求物质的或非物质方面满足的欲望，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推动力，也是生物之与死物的天然存在的区别。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却没有考虑人的本性中天然存在的欲望。不用制度正确约束人的欲望，而在道德上要求人们都能够排除欲望的引诱，在法律上对人自然存在的欲望给予打击，这样起不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就像要水朝哪个方向流一样，只有用高低的落差辅以堤堰的引导才能做到，不遵从客观规律是达不到目的的。只有承认人的本性中自然存在的欲望，给以适当的约束和引导，才能使人的欲望发挥积极的有益的作用。就像鲧和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靠围堵治服不了洪水，用疏导才能让洪水听命于人。鲧的失败不在于他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也不在于他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是他没有按照客观规律使用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只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改造客观世界。
这一不完善的制度的结果就是，虽然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枪毙的腐败干部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但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我们的干部真得就有这么坏吗？坏到唯利是图，连死都不怕？当然不是，他们和所有其他人有一样的喜怒哀乐，也有一样的本性，也和所有人一样，绝大多数人的本性中善良是多于邪恶的。如果某个干部在腐败的过程中是相对被动的，他和与他处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地位的人相比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干部就有多么坏。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处于某种地位的人在我们的眼里大都是罪恶的，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些人的本性都是罪恶的，只能说他们的罪恶是我们的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罪恶”在一个社会中只应当适用于极个别成员，如果这个比例超出了“极少数”的范围，那就不是个人的罪恶了。在一个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下，在人们的本性还有欲望、思想境界还不能达到无私的程度时，某些犯罪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这只能被称为制度之罪，而不能简单的归为人之罪。加上中国的制度缺乏透明性，没有对所有的实施公务行为的程序都公开，没有对所有掌握重权的人的财产状况公开，没有普遍而有效的审计制度，这使得现在对职务犯罪的查处，简直就是随手一抓，逮谁是谁，结果有些犯小错的被惩处了，犯大错的倒没事，这也使刑罚对预防犯罪的作用被严重地削弱了。再考虑到纪检部门也会存在的腐败问题，可能会不以罪行轻重作为查处的依据，那么现有的对预防和惩处职务犯罪的制度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就相当有限了。
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理智的认识继而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干部的标准，这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思想基础。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必须要对中国的现实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办法。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干部队伍，和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的干部队伍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廉政和干群关系方面都大不如前。但是，这不能说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已经彻底腐败变质了，毕竟今天的干部所处的环境和那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的群众不也已经不像当年的群众一样朴实善良了吗？解放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盲目的崇拜和狂热不再有了，群众已经在政治上变得成熟而理智。不清醒的认识现实，继续固守完美主义标准，会把绝大多数干部归于对立面，这样不利于解决腐败问题，不利于干部队伍朝好的方向发展。靠宣传没有一点瑕疵的正面典型，已经不能起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的作用了。和现实相距太远的典型，让人觉得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气。人们觉得自己难以做到的也就不去费力学了。不符合实际的宣传还会产生负面作用，人们变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我们从报上可以看到，有不少干部一边义正词严的在开会时训诫下属讲正气、拒腐蚀，一边在背地里贪污腐化。不切实际的宣传不仅不能起到正面作用，甚至使一些干部连对反腐败的信心都没有了。
解决腐败问题的人的基础在于我们的干部主流还是好的，而且我们的干部群众都有解决腐败问题的愿望，即使是在群众眼里小节有亏的很多干部，也是痛恨腐败的。腐败在中国只是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后果，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腐败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要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要认识到，干部队伍中真正彻底堕落不可救药的是极少数，但是存在这样那样一些小问题的是多数。和所有人一样，彻底的完人和彻底的恶人都是极少数，占绝大多数的是并不完美的普通人。在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诱惑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难以拒绝的。在有了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环境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会成为可以信赖的干部。对腐败官员区分主从轻重，对于那些由于制度不完善而犯罪，主观上并不具有严重罪恶的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不用承担相应责任，而是把这种行为原来规定的刑事责任转变为民事或行政责任，由他们承担对他们行为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或者对他们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分。
中国的政权是无产阶级或者说是人民民主专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国家的统治者，这是社会主义中国解决腐败问题的制度基础。解决问题，维护人民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所以党和政府解决腐败问题的努力会得到人民强有力的支持。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和剥削制度国家相比强大的制度优势，任何顺应历史潮流的措施、任何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改革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中国不会陷入改与不改两处绝境的两难境况之中。有一种说法“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这是盲目悲观的短视论调。反腐败符合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党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不存在自己的利益，反腐败毫无疑问是利于人民的，所以也是利于党的，反腐败怎么会亡党？不反腐败既会亡党也会亡国，反腐败则既利于党也利于国！但是，反腐败的方法却是关系重大的，错误的方法确实会招致背离主观愿望的结果。同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应当给我们深刻的教训，社会主义政权一样会垮台，并不是有着广泛阶级基础的社会主义就会无往而不胜。鲧治水的故事也会给我们教训，只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方法同样至关重要。反腐败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
反腐败的关键是完善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使权力的运行被限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杜绝权力被滥用的可能，而不是用残酷的刑罚威慑腐败分子。中国的封建时代，对腐败官员的刑罚不可谓不残酷，剥皮实草、满门抄斩，即使这样也根除不了腐败，严刑峻法的作用我们就不必再去试验一次了。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实行严刑峻法，甚至会使刑罚成为掌握权力的腐败分子手中打击报复反对者的工具。正确的措施并且也是真正能够发挥法律作用的措施，是要区分所有存在问题的干部中有普通问题的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分清干部中的处于主流的只是存在较轻问题的干部和严重背离人们利益成为人民对立面的干部。把法律打击的对象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受到法律制裁的那一小部分人真正是罪行最严重的那一部分人。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制要求，法律要能够维护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打击极少数严重偏离社会主流的危险分子。如果法律打击面过大，法律本身会使社会成员有不安全感，也就无助于维护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同时，用制度把公务行为公开，使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使腐败无处遁形，也使握有权力的干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必然会有相应的后果，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处在暗处而有侥幸心理。
反腐败是一个法律问题，应当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不应该用法律之外的方法或手段来处理。用行政命令来个别处理腐败问题，或者用所谓的“廉政账户”解决腐败问题，虽然考虑到了现实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不是规范的方法，这些手段对法律和整个社会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缺乏规范性的权力本身就会成为腐败的温床。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法律的问题，会使社会稳定在法律的秩序之中。用法律之外的手段解决法律问题，会使法律丧失威严，社会因此失去稳定的秩序。即使通过这种手段暂时达到了目的，但它带来的副作用会让我们失去更多。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根据客观实际使用符合现实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党在发展历史上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用灵活的态度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比如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共同斗争、发展生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遇到挫折往往是在脱离实际的时候，取得胜利和成绩总是在实事求是的时候。即使今天的腐败现象真的已经很严重了，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态度，用正确的方法，一样可以解决。就像洪水来临，只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疏导，洪水终究会退的。只要我们能够认清腐败问题的根源和现状，完善国家的各项制度，团结广大干部群众，打击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腐败问题一定能够解决。长治久安的社会符合干部群众共同的利益，稳定和发展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愿望。
王春峰：springlord@yeah.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