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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

洛阳铁路运输法院 张建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也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我国法律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而且简化了诉讼程序，节省了诉讼投入，有利于司法机关全面、客观、及时地处理案件。近年来，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人们更加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法院在具体处理此类案件时，却往往出现久调不决、久拖不决、空调空判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案件的审理。本文就如何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谈一些粗浅认识。
一、遵循法律程序，搞好调查核实，做好思想工作
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注意遵循法律程序，特别是有关民事诉讼的程序。由于我国公民的法律认识水平较低，多数被害人不知道享有这一权利或误认为“赔了就不罚”而没有或放弃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因此，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的同时就应当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促使被害人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否则，被害人在开庭审理甚至一审宣判后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将处于被动地位。法院收到民事诉状后，应当进行审查，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受理后，应当及时向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送达附带民事诉状，并确定其提交民事答辩状的时间。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调解，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一方反悔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诉讼一并开庭审理。
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后，应注意搞好调查核实工作，在核实诉讼请求是否真实可靠，是否属于赔偿范围的同时，重点核实被告人的财产状况，查清赔偿能力。而且还要做好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消除被告人的对立情绪，促使其主动赔偿；一方面做好被害人的工作，讲明法律规定的赔偿原则，强调原告的举证责任，使其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为以后的调解和判决打下基础。
二、查清案件事实，分清责任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案件的处理都必须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之上。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事实不仅是刑事责任定罪量刑的根据，也是处理民事赔偿的根据所在。
一般民事侵权是以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赔偿责任的，过错大，则责任大。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应与之相悖，民事赔偿应与刑事责任相一致，而刑事责任是靠查明犯罪事实，分析具体情节来确定的。例如孙某、于某、李某共同伤害一案，三被告人在火车上因胡某多占座位而与之发生口角，于某、李某抱住胡某，孙某持刀将胡某刺成重伤。此案中，孙某的刑事责任大，理应多承担赔偿责任；于某、李某刑事责任小，理应少承担赔偿责任，胡某也有过错，故可适当减轻三被告人的赔偿责任。此案的犯罪事实查清了，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地位查清了，则赔偿责任也好确定了。
三、遵循自愿、合法原则调解
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之上进行调解。调解应在附带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而不应仅在家属之间进行。被告人由于受到指控，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往往存在恐惧不安的心理。因此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时，应明确告知被告人的权利，使之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能利用被告人的恐惧心理施加压力，使之作出违心的意思表示。否则，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以违反自愿原则提出申诉，调解便可能无效，反而增加讼累。
调解还应符合合法的原则，不仅要符合诉讼法的规定，还要符合实体法的规定。有的审判人员急于调解，先调解后开庭，开庭后却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样反而会给法院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四、及时判决，加大执行力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纠正“着重调解”、“久调不判”的作法，对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久调一方面会影响刑事案件的及时审结，另一方面含有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的意思，这样做有违法律规定。但判决结案的案件往往难以执行，为了避免民事判决成为一纸空文，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加大执行力度。
1、根据谁主持谁举证原则，让原告人提供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以利于法院采取执行措施。
2、为防止被告人及其家属逃避民事责任，转移隐匿财产，可以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诉讼保全措施，为执行提供保障。
3、对于抗拒执行的，可以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迫使被告人及其家属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为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更好地体现以教育、挽救为主的方针，《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关于普通累犯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有关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规定。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六十五条，普通累犯的主体条件发生了变化，即犯罪分子在犯前罪和后罪时必须都是年满十八周岁以上的人。如果犯前罪时是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即使犯后罪时年满十八周岁，也不构成累犯。这一规定在行为人前罪是一罪时理解没有分歧。但行为人前罪是数罪或数个行为，且数罪或数个行为分别在十八周岁前后实施的，如何认定累犯则存在较大争议。有观点认为，累犯条款中明确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故只要行为人的数罪、数行为中有十八周岁前实施的部分，即排除累犯适用。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不妥之处，这种情形下是否成立累犯应当区分情况认定：

一、行为人前罪属于异种数罪，排除十八周岁前实施的犯罪后仍然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应当认定累犯。

例如行为人在满十八周岁前犯抢劫罪，满十八周岁后犯故意伤害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后执行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行为人又犯应判处有期徒刑的盗窃罪。此时，排除行为人满十八周岁前所实施的抢劫罪的前提下，其满十八周岁后实施的故意伤害罪与盗窃罪一并考量，仍然符合累犯的成立条件，则应认定累犯。换言之，若行为人所犯故意伤害罪仅被判处拘役以下刑罚，则不符合累犯成立的刑罚标准，不能认定累犯。

采取这一认定标准的主要理由是：1.与过失犯罪排除累犯罪适用中的处理规则保持一致。刑法第六十五条对过失犯罪也排除累犯罪适用，即行为人的前罪和后罪均是故意犯罪才能成立累犯。这里的前罪也存在数罪的可能。当行为人的前罪中既有过失犯罪又有故意犯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时，并非行为人前罪中包含过失犯罪就一律不认定累犯。而应在排除前罪中的过失犯罪后，考察行为人剩余罪行是否符合累犯成立的条件。即行为人前罪中的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则仍可成立累犯；行为人前罪中的故意犯罪仅被判处拘役以下刑罚，是与过失犯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的，则不成立累犯。《刑法修正案（八）》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与“过失犯罪”并列规定，则在处理时也应遵循相同的规则。2.如果仅因行为人在十八周岁前实施过犯罪就排除累犯适用，会导致量刑失衡和法律适用不公平。例如甲十八周岁后实施抢劫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实施判处有期徒刑的新罪，成立累犯。而乙与甲其他罪行相同，但在十八周岁前还有一起故意犯罪。如果认为乙不成立累犯，则意味着行为人罪行更多更重，却无法依累犯罪规定加重处罚。《刑法修正案（八）》对普通累犯作出立法调整，旨在加强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保护。对行为人成年后实施的犯罪已独立符合构成累犯条件的，不应将这种权益过分延伸，否则与立法本意不相符。3.对累犯从重处罚，是因为其体现出了更深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从这一角度看，累犯主要是对行为人的评价而不是对行为的评价。因此，尽管行为人的前罪中包含了未成年犯罪的部分，但行为人满十八周岁之后的犯罪体现出了相同甚至更深的主观恶性和更大的人身危险性，以累犯对其进行评价就无不妥。

二、行为人的前罪属于同种数罪或数个行为的，不应认定累犯。

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形进一步细分为两种情况进行探讨。

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满十八周岁后实施的行为不能单独评价为犯罪，但满十八周岁前实施的行为单独评价或与满十八周岁后实施的行为综合评价构成犯罪。如行为人属于多次盗窃构成犯罪的（数额不够犯罪标准），其中有1次盗窃行为发生在十八周岁以前，有两次盗窃行为发生在十八周岁以后；或是行为人有1次盗窃行为发生在十八周岁以前（数额较大），有1次盗窃行为发生在十八周岁以后（数额不够犯罪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满十八周岁前实施的行为对认定其犯罪起决定性作用，满十八周岁后实施的行为不具有独立性，将十八周岁前实施的行为排除后不符合累犯成立的条件，当然应当认定为“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并排除累犯罪适用。

第二种情况是不论行为人满十八周岁前的罪行情况如何，行为人成年以后实施的罪行单独评价就已经构成犯罪。这种情况，有观点认为即便不考虑行为人满十八周岁前实施的行为，对其满十八周岁后实施的行为单独进行评价也构成犯罪，当然应认定其属于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故不能排除累犯适用。但是这个观点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累犯要求前后两罪均是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犯罪。

在异种数罪的情况下，由于是真正的数罪，每个罪有独立的宣告刑，是否符合累犯条件中的刑罚标准具有判断的可能。但在同种数罪的情况下，所有罪行按一罪处理，并只有一个宣告刑，对各个罪行不存在独立的刑罚裁量，也就失去了对累犯条件中刑罚标准的判断可能。换言之，虽然对被告人最终判处了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但这是综合考量其所有罪行和所有量刑情节之后的结果。我们无法具体判断在排除行为人满十八周岁前的罪行后，剩余的罪行是否还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更不可以假设被告人不存在各种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这实际上从理论上排除了认定累犯的可能。而且考虑到行为人成年后继续实施同种罪行，是一种典型的未成年阶段养成之人格特征的延续，与实施异种数罪的情况还是有差别。对这种情形不认定累犯有其合理之处。当然，这样处理存在与异种数罪情况下累犯认定方法不对等的问题，并可能造成二者量刑上的不平衡。这属于法律适用上难以克服的障碍，需要通过立法来进行完善。


（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