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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更是一种商业手段

尽管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宣传如火如荼，政府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是显然普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识是一片混沌，甚至有记者问我，知识产权是不是就是专利？人们简单地认为知识产权是法律上的内容，其实知识产权早就演化成一种商业手段，甚至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手段，我们更应该从商务的角度来审视和运用知识产权。

当知识成为财产

知识产权是由“知识的（intellectual）”与“财产（property）”两个词组合构成。当知识成为了财产，也就意味着拥有知识与拥有房子、汽车、土地相同，意味着知识的价值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哈利·波特》小说作者罗琳几年之内变成富翁，是因为版税的收入。象微软等国外很多公司知识产权资产占到公司总资产的90%以上，已经远远超出公司有形资产的总量，知识已经开始成为企业实力的最重要的象征，拥有知识多的一方就有可能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而少的一方则会千方百计地改变弱势，知识竞争的出现也就会导致利益的冲突。当知识成为了财产，就会大大提高知识的价值，激励知识竞争和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已成为商业手段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手段，被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娴熟地使用在商业竞争中，他们早已经把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中。中国驰名商标“海信”在德国遭到博世—西门子公司抢注。知名节能灯具制造商东林电子一直使用的中英文“萤火虫(Firefly)”商标，被西门子旗下公司欧司朗抢注……当我们的著名企业正豪言国际化时，却发现自己的产品无法进入国际市场，他们的商标已经被抢注；当我们DVD制造业为占到世界分额多少百分额而喜悦时，突然有人找上门来收钱，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专利，结果我们的企业却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将你的商标注而不用，微小的注册费用，却可以将你阻止在这个市场之外，轻而易举地排斥了你这个竞争对手。先让你使用他们的专利技术，等你长大了，再来收拾你，这种“放水养鱼”的策略，正大肆将我国的企业依靠低廉的人工费而辛苦积攒的利润收为其囊中……

知识产权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度输给日本，并陷入了经济萧条。而真正打破这一局面的正是知识产权政策，进入80年代，由于实施了重视知识产权的政策，美国顺利地摆脱了经济困境。2002年日本政府在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上发表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将“知识产权立国”列为国家战略并成立知识产权战略总部，首相小泉纯一郎任部长，由副部长级的干部担任政府审议会秘书处秘书长。知识产权战略总部规格如此之高，充分说明日本对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视。当我们的国家还在激烈讨论如何“移植”知识产权理念时，发达国家早已在我们国家急需要得到的知识打上了所有权的印记。我们必须懂得尊重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并努力学习、引进新的技术和知识，必须面对发达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铁壁铜墙。

我们该做什么

在资本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时，知识产权是企业立足之本，也是我们立国之本。我们不仅要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更要把知识产权作为企业和国家发展的方略。然而我们却连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都没有，怎么能奢谈知识产权方略？怎么去应对国外知识产权的壁垒？现在我们最为迫切的是学习知识产权知识，提高知识产权意识。

作者：王律师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电话：010-51662214，电子信箱：lawyerwy@263.net
个人网站：http://www.rjls.cn。



[案情]


2011年6月22日，在上海市徐汇公证处的见证下，原告鲁道夫·达斯勒体育用品波马股份公司的代理人在被告上海瑟昱商贸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购买了标有与原告注册商标“PUMA”、“豹图形”和“PUMA及豹图形”相同标识的服装。2011年9月8日，原告起诉被告的行为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案号：（2011）徐民三(知)初字第152号），要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服装商品；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万元；被告在《新民晚报》中缝以外版面上刊登声明，公开消除影响，刊登面积不小于5cm×5cm。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经司法确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若干元；原告放弃本案的其余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无其他争议。


2012年3月22日，原告又向法院起诉被告，其主要证据是2011年3月16日原告代理人在上海市长宁区公证处公证员陪同下，在被告经营场所购买标有与原告注册商标“PUMA”、“豹图形”和“PUMA及豹图形”相同标识的服装所形成的公证书。被告则抗辩称其侵权行为已在（2011）徐民三(知)初字第152号一案中得到处理，本次诉讼属于重复诉讼，法院应驳回起诉。


审理案件过程中，在法院依法送达缴纳诉讼费用通知后，原告明确表示不再预交案件受理费。2012年4月18日，法院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


[评析]


本案虽然在立案并经调解之后，由于原告不预交案件受理费而按撤诉处理，但探讨其中蕴含的问题仍有其实践价值。实际上本案原告在撤诉之后，又寻找了新的连结点以相同的证据材料于2012年4月20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后又以被告规模较小并已同意不再侵权为由于同年7月5日撤诉。本案具有明显试探法院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如何适用的意图，法院若判断失误，极易导致原告方获取超出实际损失的不当利益。法院对如何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应相当谨慎，既要避免过于严格而影响当事人诉权行使，又要避免失之过宽而使当事人获取不当利益。


我国民诉法虽对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明文规定，但综合该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可以认为我国法律实际上在民事诉讼中已经承认一事不再理原则，但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没有明确标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目标是节约司法资源、避免矛盾判决，关键在于判断何为“一事”。笔者结合案例，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1.案件同一性判断的关键要素


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和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起诉状记明事项，案件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原告、被告、诉讼请求、事实、理由以及证据。据此，要判断两个案件是否为同一个案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当事人是否相同。一般而言，只有在原告、被告均相同的情况下（当然，诉讼地位可能发生转换），两个案件才有可能是同一的。二是诉讼请求是否相同。如果诉讼请求不同，则很可能是原告基于不同请求权基础而提起的另一诉讼。三是案件事实是否相同。基于同一事实提出的诉讼，有可能是不同的诉讼，但基于不同事实提出的诉讼，则不是同一案件。四是诉讼理由是否相同。笔者认为，这里的理由就是请求权基础，基于相同的案件事实，但基于不同的请求权基础，有可能提起不同的诉讼，司法实践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案由不同。五是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否相同。有的时候，基于同一事实，既可提起民事诉讼，又可发生刑事或行政诉讼，在诉讼法律关系性质不同的情况下，当然不认为是同一案件。在本文所提及的三个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均相同，案件也均是商标侵权民事纠纷，难点在于判断是否基于同一案件事实以及诉讼请求是否相同。


2.同一案件事实


本案中，原告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2011年3月16日所公证的被告侵权行为事实，在前一案件中，原告所依据的主要事实是2011年6月22日所作的公证，这就导致后一案件的侵权事实早于前一案件的侵权事实。原告认为这两个事实是不同事实，并已为公证所固定，被告则认为2011年6月22日之前的所有侵权赔偿事宜已调解解决。笔者认为，尽管从表面上看，两份公证书所固定的事实并不相同（所购涉嫌侵权的服装不同），但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常态是，权利人以公证方式固定单一侵权事实，并据此请求赔偿，而法院最终往往因为原告无法举出实际损失或被告侵权获利证据而在法定赔偿限额内酌定赔偿数额，实际上该赔偿数额并非针对此单一侵权事实而给予之赔偿。况且在前一案件的调解协议中，双方已经明确没有其他争议，特别是原告在已掌握2011年3月16日被告侵权证据的情况下确认了这一点，此时可以理解为2011年6月22日之前的侵权行为追责问题双方已经协商解决，后一公证书所固定的侵权事实已经包含了前一公证书所固定的侵权事实，两个案件事实可以认定为同一事实。


3.相同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原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行为、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在《新民晚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刊登面积不小于24cm×12.5cm）。而在前一案件中，原告的诉请是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行为、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在《新民晚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刊登面积不小于5cm×5cm）。字面上看，两案诉请在消除影响声明的刊登面积上是不同的。另外，我们还可以假设原告也可以提出不同的赔偿数额要求。这些不同之处是否足以认定两案的诉讼请求不同呢？笔者认为，关键还在于诉讼请求的种类是否相同，在种类相同而具体要求不同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是不同的诉讼请求，因为综合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性质等因素来看，这种区别尚不构成区分此诉和彼诉的主导性因素，以此来区分，也难以实现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追求。


综上，笔者认为：本案虽裁定按撤诉处理，但即使在原告继续诉讼的情形下，也应驳回起诉。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