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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包括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曾经历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化，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东西方各国的鲜明特色，同时也积淀了体现出民族精神的文明成果。现撮其要者，分述如下：

“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早在《礼记·礼运篇》当中就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民族的先贤把推行“天下为公”的理念看成是发扬大道精神的重要前提，也是华夏先民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境界。体现在司法活动当中，则集中反映在他们对“公之于法”的精神风貌的认识上。

据《汉书》列传第四十二·《张释之传》载：汉文帝时任廷尉之职的张释之在处理犯跸案时，对当事者采取了“罚金”的处罚，并没有顺从文帝的旨意采用重罚。当时他引用的法理根据是：“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又说：“今法如此而更重也，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在张释之看来，法律是公共之器，天子同百姓都必须遵守，如一味顺从文帝采取重罚，有违公正执法的精神，并会造成法律审判失信于民的严重影响。正因为他的据理力争，反映出“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使得文帝在深思良久后，不得不认可这一判决的结果。

同样，唐朝贞观时期的朝臣魏征也有相似的认识。他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提出“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观，并认为“天无私覆”的天道观要求人间的大道观与之相一致，进而认为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审判中，都必须倡导“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据《贞观政要·公平》载：魏征曾向唐太宗明确提出“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在他看来，秉持“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即便惩恶过重，或对灾民处理从轻，都可以为民众所接受。因用法为公，是会得百姓的理解的。

“得其中”的精准精神

中国古代的“中”是哲学上的最高境界，反映到司法的领域中，就表现为诉讼、审判乃至行刑的全过程达到最精确的度。

七世纪的唐律集以往立法与司法成果的大成，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具有封建成文法典的示范性与典型性。

曾在元朝出任儒学提举的柳?，在其所撰的《唐律疏议序》中，对唐律的精确性做出如下的评价：“然则律虽定于唐，而所以通极乎人情法理之变者，其可画唐而遽止哉？非常无古，非变无今，然而必择乎唐者，以唐揆道得其中，乘之则过，除之即不及，过与不及，失其均矣。”在柳?看来，百年多锤炼而成的唐律，已达到“得其中”的精准程度，以至在基本精神上，想超越或者舍弃它都是办不到的，因为失去了法律准确性。

担任过清朝刑部尚书的薛允升也在其所撰的《唐明律合编·序》中，总结说：“（唐律）繁简得其中，宽严亦俱得平，无可再有增减者矣。”也就是认为唐律因在繁简上达到最精准的度，故在量刑的宽严方面也比较公平。

上述评论难免会有溢美之词，但是唐律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所体现出的“得乎其中”，即达到比较精确的度，是没有异议的。其中《新唐书·刑法志》的记述可以作为参考例证：“（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开元）二十年间，是岁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应当指出上述情况是出现唐的升平时期。因为当时统治者奉行“可杀可不杀者，不杀”的刑事政策，所以运用死刑比较精准。

但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由于内部权力争夺达到白热化程度，据《旧唐书·酷吏传》载：武则天一反前制，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贯鼻，禁地牢中”，并“绝其粮饷”，“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以至“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囚”。以至唐中宗也不能不承认，“（当时）冤滥之声，盈于海内。”

可以想见，即便在唐朝，司法活动“得乎其中”也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同的时期则有不同的表现。

清廉律己的自省精神

武则天为大周天子后曾亲撰《臣轨》一书，在其《廉洁章》中，强调清廉之德是为官首要的操守，司法官员自当如此。即所谓：“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又说：“非其路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财（贵）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她在文中清楚表明，清廉操守对正确行使立法与司法权力的极为重要性。

此外，据《明史·曹端传》载，明朝循吏曹端总结自己一生行政与司法经验，得出的警世名言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在他看来，惟有秉持廉洁的道德操守，才能震慑贪吏，赢得民心，公正平允地处理好行政与司法事务。

清代被康熙帝封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曾亲撰《亲民官自省六戒》，其中把廉洁拒贿视为重要的一戒，他认为廉洁是为官的基本操守，受贿则“一文不值”。他告诫自己在内的所有司法官员说：“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为妻孥连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于成龙在这里不仅讲明清廉司法的重要性，也阐明了贪腐受贿其后果的严重性，从而引申出只有廉洁自律，才能正确有效地行使司法权的道理。

慎重狱的恤刑精神

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慎刑之德一直受到推崇。

清代是最后一代封建王朝，一些有政治远见的执法与司法官员，总结历代特别是本朝的经验，深刻指出遵行慎刑之德的极端重要性。例如乾隆年间的河南巡抚尹会一曾在《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一中说：“凡问刑衙门自应虚衷研讯，惟明惟允，庶几狱成而孚乃。若以刻深为明察，以严厉为才能，任意残虐，罔恤民命”，必然造成严重后果。而“据供定罪，援律成招，出入之间，生死攸关，更宜详慎”。所以，“该州县审理事件，必须心平静气，悉秉虚公，度理揆情，务归平允。”他认为惟有秉承慎刑之德，才有可能公平公正地处理好司法事务，才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此外，熊宏备在其《居官格言》中指出，违北慎刑之德，为谋利而滥施酷刑就会造成“一人入狱，中人之产立破；一受重刑，终身之苦莫赎”的悲惨后果，从而告诫各级司法官员用刑不能不遵从慎刑之德的深刻道理。

调处息讼的和谐精神

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司法文化，非常注重推广和睦宗族、家庭，亲善邻里的乡间自治的理念，并主张从这一理念出发，强调所在各地乃至整个国家，在处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时，首先采用调处与和息的方术，化解基层社会的争端，以利于社会的稳定。

所谓“旧物翻新”行为，是指行为人收集某一品牌的二手物品，将这些物品的外壳、包装等换成该品牌的新外壳、新包装后当成该品牌的新品出售的行为，如行为人购入大量苹果公司生产的苹果手机的外壳及配件，同时大量收购二手的苹果手机，其后将二手苹果手机的外壳及部分配件更换成新外壳、新配件后以新苹果手机的名义对外出售。由于“旧物翻新”的行为仍然使用该品牌的商标，而且翻新环节中使用的外壳、包装等往往都有合法的来源渠道，因此，司法实践中对该行为之定性仍存在分歧，理论上对此也存有争议。

　　一、“旧物翻新”的行为是否适用“商标权利穷竭”原则

　　否认“旧物翻新”行为侵犯商标权的观点认为，该行为完全合法，因为根据商标权穷竭原则，产品一经销售，商标权利人对其产品的权利已经穷竭，购买人可以自由销售使用而不需要商标权人的许可，因此不构成对商标权人的侵害。权利穷竭原则又称权利用尽原则。时至今日，权利穷竭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法中平衡物权和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原则，具体到商标法领域，表现为商标权穷竭原则，即商品一旦出售，商标权人就丧失了再行处理售出商品商标的权利，即商标的流通和发行一次用尽。换言之，商品首次销售后，商标权人无权禁止中间销售商在该商标商品上使用其注册商标。就“旧物翻新”的行为而言，其是否适用“商标权利穷竭”原则，需要厘清两个问题：第一，商品经过某种程度的消费后再次回到流通领域但是内容发生了变化（部分组件被更换），是否适用商标权穷竭原则？第二，回到流通领域后的商品的内容虽未变化但性质发生了变化（新品变成旧品），是否适用商标权穷竭原则？

　　1.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内容发生改变后不再适用商标权穷竭原则。权利穷竭原则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平衡物权和知识产权在知识产权载体上的冲突。以商标权为例，商标权人将附有其商标的商品投入市场后，获得了经济上的回报，而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包括中间商）则获得了附有商标的商品的所有权。消费者对商品进行消费，属于对物的使用，不与作者的权利发生冲突；但是，当消费者对附有商标的商品再次销售时，在外观上会与作者的商标专有权发生冲突。如果此时仍然赋予作者干涉商品转让的权利，就会影响商品市场的流通，同时对消费者的物权也会产生不合理的侵犯，为了平衡，法律创设了商标权利穷竭制度，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物权要优于作者的商标权得到保护。必须指出的是，商标权是一种有限的支配权（使用权）和一种扩张的禁止权，商标权利穷竭原则中所涉及的商标权指的都是商标权中的使用权而非商标权中的禁止权。

　　换言之，禁止他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擅自使用注册商标的权利在商标流转过程中一直没有穷竭。商标权穷竭根源在于物权与商标权使用权方面的冲突，而商标权的禁止权是消极对抗侵权行为的防御权，并不妨碍正常的物权变动。例如，未得到可口可乐公司商标授权的收购商大量收购可口可乐的瓶子，并将可口可乐的瓶子灌装上成本低于可口可乐饮料的其他饮料，当成可口可乐出售。不难看到，此时的饮料瓶上虽然仍然附有可口可乐的商标，但是在产品内容上已经发生了改变，所对应的已经不是真正的商品来源和商品提供者，在这种情形下，收购商侵犯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商标权中的禁止使用权，并不适用商标穷竭原则。可见，在商品的内容已经发生明显改变的情况下，已经失去了适用商标权利穷竭的基础。因此，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内容发生改变后不再适用商标权穷竭原则。

　　2.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性质发生改变后不再适用商标权穷竭原则。指示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是商标最核心的功能。商标在传递产品来源信息并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保护商标的关键在于防止他人通过使用和商标权人相混淆的商标欺骗消费者从而使其产生误认。侵权者的目的就在于掠取他人商标所承载的良好信誉推销自己的商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挤占被侵权商标商品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消费者也会受到蒙蔽，难以凭借以往的经验选购商品。因此，保护商标就是为了保护商品生产者、服务提供者经过苦心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商誉，而不是为了保护商业标识本身。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侵犯商标权的本质并不是对物理标识的歪曲、篡改或者替换，而在于切断商标标识和生产商的联系，欺骗消费者使其发生混淆和误认，盗用商标权人诚实劳动所积累的商誉。以翻新手机为例，行为人并没有对手机商标在物理形式上进行任何修改或替换，但是，他却通过更换外壳的形式重新进行了组装，换言之，这时手机的商标标识与苹果公司的联系已经被行为人切断了，消费者对苹果商标标识和手机来源同样产生了误认和混淆：消费者以为这部外表崭新的苹果手机是源自苹果公司的原产新机。“旧物翻新”的行为产生了三个层面的危害结果：就苹果公司而言，其应有的市场份额被行为人的组装机所挤占和替代，同时由于劣质产品也会使得商誉因为“售后混淆”而产生无形损害；就消费者而言，其因为信赖苹果商标标识而误认购买，虽然商品均源自苹果公司，但与同样的正品相比却质量低下，而且没有正常的维修服务和质量保障；就市场秩序而言，受到了破坏，产生了不正当竞争。故，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性质发生改变后不再适用商标权穷竭原则。

　　综上所述，“旧物翻新”的行为不再适用商标权穷竭原则。换句话说，“旧物翻新”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违法性。

　　二、对“旧物翻新”行为的刑法规范

　　如前文所述，“旧物翻新”行为侵犯了商标专用权的违法性，违反了行政法的规范。至于该种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例如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关键问题在于该“旧物翻新”行为是否符合“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体而言，虽然其构成了对他人商标权的侵害，但要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客观行为还必须严格满足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法定构成要件。

　　在上述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中，包含着四个犯罪构成元素：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对该商标进行使用。就第一个元素而言，假冒注册商标的实质在于无权使用，“旧物翻新”本身就是为了营利而擅自组装，既未得到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又不成立权利穷竭的豁免条件，属于无权使用。就第二个元素而言，“旧物翻新”没有改变商品种类，完全符合。就第三个元素而言，虽然在司法实践中碰到的案件基本表现为与注册商标构成相同（刑法意义上的相同）而并非同一的商标，但刑法学界无论是“狭义说”还是“广义说”都认为相同包含“完全相同”。对于第四个元素“使用”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八条同样作出了规定，即“……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使用’，是指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产品说明书、商品交易文书，或者将注册商标或者假冒的注册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等行为。”显然，《解释》对“使用”的行为模式进行了界定，但它仍然没有解决前文所提出的问题：将商标权人的商标用于商标权人的产品上，是否构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意义上的“使用”。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商标专用权展开分析。

　　商标专用权包括使用权和禁止权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使用权是商标权人对其注册的商标享有充分支配和完全使用的权利；禁止权是指商标权人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权利。商标权的效能要得到实现，需要商标与产品进行结合，但是这种结合的行为只能专属于商标权利人或得到其授权的制造商，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在不存在权利穷竭的情况下，不得擅自将商标与产品进行结合。显然，行为人“旧物翻新”组装产品的过程，是一种制造性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为人没有伪造或者变造商标，甚至也没有移动产品上原有商标的位置，但是，以制造商标产品为直接目的将附有商标的外壳与附有商标的其他部件组装在一起，已经进入了应该由产品的商标权人垄断控制的商标使用范畴。这种未经许可的结合行为，构成了假冒苹果商标意义上的“使用”。由于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在主观上的明知可以从客观的假冒行为进行推定，所以，在主体适格的情况下，“旧物翻新”且销售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